张建斌：清末官员的政治病

光绪三十三年（1907）是晚清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新政、立宪、革命交织，多事之秋的清王朝中央重臣、地方督抚要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少见奋发图强者，反而是“集体病倒”，形形色色的症状绘就了光绪朝晚期政治生态的怪象图景。

地方督抚借故推托

清末时谚称“京外总督三个半”，“三”指的是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半”指端方。这些治世能臣以“生病”为由请假呈常态，自然并非真病，尤其是袁世凯正值年富力强，抱有政治野心，对外宣称的病症显然是托词，丁未年其病情尤其“严重”。

袁无心政治的很大原因是在上一年官制改革中八项兼差被除、四镇兵权被夺，他心情不佳，终日不下楼。身处乱世，养疴是避难的借口——“今日时局，无一处能尽职，无一处是乐土，更无所用其趋避，能退最佳，否则无处非抱愧冒险”，这大致反映了清末政治生活的全貌，为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与袁世凯同等心态的人大有人在，此年一同入枢的还有任职湖广多年的老臣张之洞，亦以“病”为托词，迁延游移，不愿骤然履任。当收到陛见的廷寄，即致电军机处，称近年多病，精力渐衰，正在抓紧调理。幕府人员则有不同的记述：年已古稀的张之洞喜欢挑灯夜读，深夜处理公务，精气神十足。入枢为张之洞心志所在，但以病为由，推迟入京，原因在于“时方竞争，北上万非所宜”。政局激荡，官员多求自保，张之洞难免有所顾忌。

掌管南洋财赋之区的两江总督端方此年也“病了”。盟友袁世凯询问其病情的同时，以己例告诫，即使生病，“但能支持亦不敢萌退志”，期望简放到边缘省份，似要远离政治旋涡，言语中多无奈。事实上，端方精力旺盛，一直寻求与北洋联合，于清末新政多有创举。

内廷诸公“带病”参政

地方官员若此，京中官员身体状况同样“堪忧”，枢垣大臣表现得尤其明显。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下半年患了一场大病，直到三十三年二月生日过后方见好转。作为远支宗室的奕劻，庚子之后任枢垣首揆，以古稀之龄运筹内政外交，自然具备过人的政治智慧。

据载奕劻平日寡言，唯独爱财，即便身患严疾，依旧热衷敛财。此年奕劻七十寿辰，两宫赐寿，所办典礼十分风光。道员段芝贵上寿礼十万金，买得黑龙江巡抚一缺。

揆诸奕劻的政治生涯，惯用以退为进的手段，此年春御史赵启霖弹劾其卖官鬻爵，连带其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狎妓，他即上奏请开缺；军机大臣瞿鸿禨被侍读学士恽毓鼎弹劾罢职，庆王同样奏请离职。肃亲王善耆、醇亲王载沣是皇室中的有力竞争者，奕劻以病让贤，暗含试探朝廷态度的意图，以守为攻、以屈求伸的手法反映了皇族内部的争夺倾轧。

光绪三十二年的官制改革，让行走朝堂的老臣大学士王文韶深感不安。他不愿在临近政治生涯末期招惹是非，因此多次请求开缺回籍就医而未允。直到光绪三十三年五月，方如所愿。回到浙江家乡后的王文韶身体日渐清朗，生活闲适。

行走内廷的老臣还有内阁大学士孙家鼐，报界评论称相国有鉴于宦海之风波，“现以年逾七旬，两耳重听，尝告其同寅曰，俟至秋间当决计引疾乞休”，事实是孙家鼐虽有致仕想法，但并未告退，两年后终老任上。

两宫生病的不同处理方式

丁未年七月，钦天监奏报彗星出现，此为不祥之兆，隐忧莫过于年逾七旬的慈禧太后身体状况。正值壮年的光绪帝身体亦渐孱弱，与对待慈禧太后病情的方式不同，朝廷明诏各地督抚举荐名医入京诊治。

端方得知戊戌年曾进京为光绪帝诊脉的陈莲舫在沪，于是反复延请，陈同意与名医曹智涵一同北上。端方真正关心的是建储之事，将两位名医安排住在京中府上，以便随时打探内廷确切情报。很快即传回信息，“同上请脉，正虚病多，已详药方调理，恐不易见功”。“恐不易见功”一句说明光绪帝病情难治，也是名医们推脱责任的惯用手段。

此年五月，慈禧太后患病，仅告知了袁世凯与张之洞延聘名医，不愿更多人知晓。慈禧太后“政躬不适”，与丁未年复杂的朝局有直接关系。此年五月月初军机大臣瞿鸿禨被开缺回籍，两广总督岑春煊悻悻离京。不想当月下旬即发生了安徽巡抚恩铭被刺事件。慈禧太后此时求医，不愿对外公布，释放的信号是政局愈发错综复杂，这也是张之洞、袁世凯迟不入枢的重要因由。

“形式政治”

对于官员而言，一己之力难以改变国家存亡的命运，何况多数为因循苟且毫无责任心之人。朝廷所推行的新政未能挽救变局、危局，与政治生态恶化有关。清末改革多呈现“形式政治”，官员于新政满足形式就能交差，并不关注内容实质，多敷衍了事而不是解决问题。

光绪朝晚期，朝廷中枢系统、地方要员老成持重者多，治世能臣少。张之洞以文章著称，清末秉笔中枢，可惜“暮年才尽，执笔沉思，终日不成一字”。袁世凯、端方、岑春煊等出生于咸同之际的50岁左右官员，经历戊戌维新与庚子事变，具备内政与外交经验，却长期陷于内争之中，随时准备退路，“身体不适”成为护身灵符。

清末推行的新政力图挽救危局，却治不了精神涣散、暮气沉沉的人心困局。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预言改朝换代将不出五十年，果然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