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本关于死亡的书

10月24日沙白女士因为20年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折磨，在瑞士实施安乐死，当天下午五点半，她在自己的视频号更新了《爸爸和我的最后一个视频》，表示“我过了极好的一生”，并向她的父亲告别。第二天她的个人账号头像由彩色变成黑白。她走后，引发巨大的争议。12月4日，知名作家琼瑶于家中离世，享年86岁。在遗书中，她提及自己“翩然”地去了：“死亡”是每个人必经之路，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我想为这最后的大事“作主”。一想到晚年将从衰弱到不治，直至“插管维生”的“惨状”，琼瑶选择按下结束生命的按钮，“我将飞向可以起舞的星河”。最后她提及要勇敢，要活出强大的“自我”，不要辜负来世间一趟。我们好像无法心平气和地讨论“死亡”本身，她们身后留下一个持久的问题：人能不能有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恰好在下半年出版了一小套思考现代人死亡的书，其中一本叫《死之孤独》。

作为亲历过两次大战之残酷的犹太人，埃利亚斯上过一战战场，一战相比二战残酷很多，当时没有那么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很多时候都是赤膊战。他目睹大批同龄人葬身战火，而更残忍的是，他的母亲死于纳粹毒气室。身心受到过极大刺激，他早早退出战场，遵循父亲意旨攻读医学，虽不情愿（他更爱哲学），但这无心插柳的医学背景却为他日后的思想工作奠定了不一样的视角和维度。作为德国人，他在二战期间被关入拘留营，获释后流亡欧洲。穿越了好几个时代，奇迹般幸存、经年累月的流亡生活，使得埃利亚斯的身心极为强大。

埃利亚斯一生面对过很多死亡，直到85岁时，他开始直面这个衰老和死亡的问题。

晚年的诺贝特·埃利亚斯

《死之孤独》（Über die Einsamkeit der Sterbenden in unseren Tagen）是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85岁高龄之时参透生死之作。他将死亡作为“文明进程”研究中一个论述相对不足的题目加以探讨，把死亡描述为被“文明”掩盖的对象。或者说，死亡，因其残酷性而被排除出人们的社会生活，也成为“文明进程”中尚未发展出应对之道的重要环节。死亡，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甚至可能是一个艺术/技术问题——如何面对死亡，如何死亡。作者从以上角度透视死亡，汇集成这部关于死亡的沉思录。

《死之孤独》德语原名直译过来是“关于我们这个时代临终者的孤寂”。埃利亚斯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探讨了即使在今天都很少有人愿意直面的终极议题——死亡。

死亡是客观事实，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得以消失。“死亡，也即每个生命个体无法重复的有限性。”

从没有任何社会像今天的发达社会这样，一切合谋起来，将临终者和死者从生者视线中远远推开，秘密地藏匿与日常生活背面。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的社会一样，人们悄无声息地、卫生体面地死去。也从没有一个社会像今天一样，制造了如此深的隔绝和孤独。

死亡是客观事实，它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得以消失。“死亡，也即每个生命个体无法重复的有限性。”

01

童年的亲友离去与生命教育的缺失

从3岁起，每隔一两年我都会经历亲友的离去。和身边朋友聊起才意识到从小经常参加告别仪式是少见的经历。上海人将告别仪式统称为追悼会（通常火化会在仪式后直接进行），整个过程很肃穆，除了发言和轻轻的抽泣外，场内几乎鸦雀无声。这种克制的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我日后面对死讯时的反应。

我经常会想象自己死后的样子。第一次是8～9岁的时候，死后只有肉体消失，意识会在宇宙中飘荡……

埃利亚斯写到：

“幼年时期的经历和幻想对个体如何面对自身的死亡有很深的影响。一些人能够极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亡，而另一些人则对死亡抱有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恐惧，且常常不会或者说不能将它表达出来。他们可能对这种恐惧有所意识，只不过把它同飞行恐惧或空旷恐惧一样看待。为了无须面对童年时与死亡相关的强烈的焦虑，且让其变得可以忍受，一个常见方法就是想象自己是不朽的。”

不是所有孩子都能在目睹死亡后明白生命的有限。现在死亡教育的空缺来自成人的遮掩。埃利亚斯提到，人们尽一切可能将死亡和临终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将临终者与他人尤其是儿童隔离开来。今天的成年人不情愿让他们的孩子了解死亡，原因之一是父母害怕将自己的焦虑传达给孩子，亲人丧生所带来的痛苦和创伤，对孩子来说并不完全是有害的；相反，让孩子们知晓死亡以及生命是有限的这一事实，是生命教育最重要的一课。

《死之孤独》实拍图

02

死亡是属于生者的问题

我在编辑本书的时候，发过一张内文截图给同事：

“[……] 死亡是人的彻底终结。所以对死亡祛魅化的强烈抵制，也许和人们体验到的危险程度不无干系。

但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让人恐惧和害怕的，并非死亡本身，而是人们头脑中幻想的死亡画面。如果此时此地我即将毫无痛苦地死去，那根本不会让我有一丝一毫的恐惧。我将不复存在，也因此不会体验到恐惧。恐惧和害怕仅仅是生者在意识中面对死亡画像的产物。死者无喜亦无惧。”

同事很好奇这个题目，编辑《死之孤独》时我看了一些相关书，我们讨论了《告别的仪式》（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带给我的启发。

波伏瓦的这本书记录了自己与萨特最后十年的大量对话。萨特晚年饱受病痛折磨，66岁（1971年）的冬天突然对波伏瓦说“我的健康资本已经耗尽了。我活不过七十岁”，并谈及希望自己丧葬的“仪式简单，要求火化”“特别不愿意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不过就在来年的一月，萨特又改变了主意“打算再活十年”。看似玩笑的语气也映射了萨特对于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态度。

1980年的萨特与波伏娃。

© Maxppp - Keystone Pictures USA /Newscom

实际上，经历了几乎失明、失禁、面部部分瘫痪等症状剥夺了他的骄傲，身体上的不便带来的是持续的焦虑、恐惧，以及对病症的视而不见。对待最亲密的人，他发脾气、耍性子，索取对方的关爱与包容，他知道自己还没丧失得太多。通过波伏瓦事无巨细的记录，萨特晚年的画像变得清晰生动。身体上虽然日渐恶化，但“智力上，他却经常处于全盛时期的状态。”眼疾几乎要了萨特的命，他靠写作与阅读为生，现在他简直活得不像个人。然而萨特从不抱怨。中期他开始接受自己随时可能失明的事实，甚至戏谑地开始调侃自己那副时好时坏的身躯。他还形容自己是“一具活死人”，1976年又对人说“祝我长寿吧！”

波伏瓦就这样陪在萨特身边，鼓励着这位行将就木的朋友、爱人、同行。他随时可能离去，她随时准备好与他告别。在萨特66岁生日的时候，朋友们一起为他庆祝。结束后，波伏瓦与好友西尔薇将要启程旅行。临行前，萨特“无以名状地微笑着，说：‘那么，这是告别的仪式了！’”波伏瓦摸了摸他的肩膀，没有回答。她写道：这微笑、这句话在我心中萦绕了很久。我给“告别”这个词赋予它的终极意义已是在几年之后，但我到底是唯一说出这个词的人。

1980年4月的一天，萨特永远离开了。波伏瓦一众人遵照萨特遗愿，将他葬在蒙巴纳斯公墓。办理后事使得波伏瓦心力交瘁，得了肺炎还住了院。

位于蒙巴纳斯公墓的萨特与波伏瓦之墓

埃利亚斯的思考呼应了这种普通的亲人过世经历：“在当下，那些陪伴临终者的人们经常缺乏关怀和体贴，无法成为临终者的依靠和慰藉。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做到握住临终者的手，或学会抚慰他们，或让他们体验到一种永不消退的呵护感或归属感。……但是，正像同亲密之人的每一次告别，对于即将告别尘世的那个人而言，除了肉体病痛的减轻之外，始终不渝的热情，或许是身后人所能给予的最大帮助。”萨特的晚年被善待和尊重，身边的人知道他终有一日会离开，他们做好了准备，以尽量低调而克制的方式为他送终。萨特无需再担心身后之事，对一方是“人死万事空”，同时他坚信身边人将尊重其遗愿，将他留给生者最后的“任务”办理妥当。对于临终者而言，波伏瓦完成了最后的告别。

“他的死却把我们分开了。我死了，我们也不能重聚。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一起融洽地生活了很久，这已经很美好了。”

——波伏瓦《告别的仪式》

03

生者很难与临终者共情

德国人不仅爱谈论生死观，更有关于死亡的电视频道24小时播放相关节目。一个叫 Etos TV的频道设置于2007年，是欧洲第一个为死亡专设的。当年有报道称，德国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死亡”频道正是应德国这一人口结构变化而生。2006年，德国死亡人数超过80万，比出生人数高15万以上，约有210万老年人接受专业护理。该频道还会为逝者发布 “电视讣告”，以纪录片形式制作悼念影像。这项实践可能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现在已找不到关于该频道的相关信息），但很有启发。

埃利亚斯写道：

“在正常的生命阶段，很容易忘记还有死亡。

生者面对临终者时有一种特殊的尴尬无措之感。他们经常不知道该说什么。在那种情况下，得当的言辞相对而言比较匮乏。那种窘困的感觉让他们无法开口。对于临终者而言，这可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他还写到年轻时候面对迟暮之人时有着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优越感，无法切身体会老年人在他们的年龄段所承受的机能衰退，尤其是这种衰退在年轻人眼里是断崖式的。“人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不去想自己会老、会死。去想想自身如此新鲜、如此惬意自足的躯体会变得迟钝、疲惫而臃肿……一个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这一点，从根本上也不愿意如此。”这是一种“抵抗和压抑”。在耄耋之年，埃利亚斯终于切换到老年人的立场，意识到衰老会“让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让他与其他人的整个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年长者和临终者的衰朽是积累而成的，然而人们对这个过程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直到这种“盲目而不可控的自然进程很明显在他们身上占了上风”后，他们开始无力应对和抗衡，任由这种毁灭力“打破有机体日常的自我平衡，势如破竹地摧毁有机体自身”。在这种处境中，他们会寻求外在的力量使得他们确信自己还被需要，还未被社会彻底隔绝。如果一个人真的变得对他人毫无意义，如果一个人在走向死亡时，感觉自己虽然还活着，但他对别人而言已经变得根本不重要，那这个人就会陷入真正的孤独。

在本书最后，埃利亚斯以如今人们对人的关怀还不及“对其器官的看护”来为全书收尾，而这是又一轮思考的开始。也许现在正是我们翻开这本书的时机。

写完这本《死之孤独》，是埃利亚斯作为生者给死亡最后的回答。

死亡，因其残酷性而被排除出人们的社会生活。人死万事空，什么问题都没了。死亡，乃是属于生者的问题。

——诺贝特·埃利亚斯

死之孤独

诺贝特·埃利亚斯 著

索马里 译

32开，160页，精装

上海三联书店

来没人从那边回来告诉我们，死究竟是怎么样的体验。这是至为孤独的旅程。

——梁文道

任何人都要面对生死课题，难得来人生一趟，应好好地运用人生，才是真正契合生命的真义。

——证严法师

哲学大师切身之作，处处可见渊博的头脑与冷静犀利的目光。

——《明镜》

作者简介：

诺贝特·埃利亚斯（1897—1990），德国社会学家，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被誉为“21世纪的社会学家”。他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二战”后归属波兰，现称弗罗茨瓦夫）一个犹太富商家庭，早年曾兼修医学与哲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转攻社会学，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任教。1933年，纳粹上台后，他先是流亡巴黎，后赴英国继续学术研究。1939年，他的名著《文明的进程》（Über den Prozeß der Zivilisation）首次出版。“二战”期间，他由于德国人的身份曾被关入拘留营，获释后只能辗转于各种不同层次的教育机构做讲师，直至1962年才受聘在英联邦成员国加纳的阿克拉大学任社会学教授。1964年，他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回到德国，并先后在多地任教。最终，他留在荷兰居住和讲学，逝世于阿姆斯特丹。埃利亚斯是反思性历史社会学家的代表，通过自我反思的追问来理解现代性，致力于细致的经验研究和长时段历史研究，代表作还有《宫廷社会》《个体的社会》《符号理论》等。

译者简介：

索马里，曾供职于《GQ智族》《彭博商业周刊》，现为99读书人副总编辑，译有《一个自杀者的传说》《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合译有《太多值得思考的事物：索尔·贝娄散文选，1940—2000）。

参考文献和网站：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告别的仪式[M]. 1版1次.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story?id=3811810&page=1

https://news.sina.com.cn/w/2007-07-16/014012209250s.shtml

https://lolitaca.it/lettera-a-simone-de-beauvoir-e-jean-paul-sar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