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灭在北国春城的教父梦，1989年长春9.5特大持枪杀人案侦破始末

1989年9月5日清晨6时左右，长春市南关区法制胡同的一名退休的居民在晨练回来时看到一辆橘红色的出租车停在胡同的中段，就觉得奇怪，自己出门的时候还没这车呢，怎么回来就有了？况且这地方也不是停车的地方啊。于是，老者就有意走到车前，俯身隔窗向里面张望，准备提醒司机快点把车开走。可是他看见司机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后排右侧座位上还有一个男子仰靠在座椅上，鲜血已经流了一脸。定睛仔细一看，车内窗玻璃上沾着大量血点，以及脑浆！

今日的法制胡同

老照片：晨练的老大爷

“哎哟妈呀，不好啦，杀人啦，杀人啦！”

当长春市公安局南关分局刑警队的侦查、技术人员赶到现场时，法制胡同属地管辖的自强派出所的民警已经将现场保护起来，警戒线外乌泱泱的挤了一大群人，众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死两个，挺年轻，还穿西服呢！”

“这车今天大早儿就停在这里的！”

“你瞎咧咧啥，这车是天没亮就停这了，你瞅瞅这车灯还亮着呢！”

随着长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和吉林省公安厅刑侦处的技术人员陆续赶到现场后，围观的人群已经全部被“请”出胡同，警方在法制胡同17号院内设立9.5专案组指挥部，随即现场勘查、群众走访和尸体检查工作同步展开。

出事的出租车是一辆橘红色的“上海”牌轿车，车牌号“吉林01-08723”，车头向北停在法制胡同17号院的路东侧，被发现的时候四门紧闭，窗玻璃都关得严严实实。轿车的外观没有任何擦蹭、碰撞、击穿的痕迹，可见杀人现场就在轿车内。

上海牌轿车

车门被技术人员打开后，一股扑鼻的血腥味从车内散发出来，车内有大量喷溅型血迹，但是法医检查两名死者尸体发现，两人表情自然，没有别的杀人现场惯有的那种惨烈场面。

坐在驾驶座位上的司机着装整齐地趴在方向盘上，呈睡姿，脚下已经积攒下大量的血泊，前风挡玻璃和左侧车门前半截挡风玻璃上有密密麻麻的喷溅型血点，但是左门的升降式挡风玻璃只有顶端一小段上有血点，下半截却没有血点。其致命伤是位于头部的贯穿性伤口，从右侧太阳穴进，从左侧太阳穴出，血顺着方向盘和仪表板流到驾驶座地板上。从死后姿势分析，系头部被一枪射穿，当场死亡。

上海牌轿车的驾驶座

后座右侧的死者呈仰面靠坐姿势，头枕在座椅靠背上，衣着整齐，没有翻动迹象，座椅靠背被血染红一大片，另有鲜血从死者面部、前胸流淌满了坐垫，其致命伤位于头部的贯通枪伤，系从前额射入，从后脑射出，当场死亡。

将两名死者的尸体移出车厢后，技术人员对整车内外进行了仔细的勘查，结果在车前副驾驶座的夹缝处提取到两枚51式7.62毫米手枪子弹弹壳，在车后音箱里发现一枚7.62毫米手枪子弹弹头，从而证实两名死者系被枪杀。从弹头的划痕和弹壳的烟晕上看，确系制式枪支发射，且系当天凌晨发射。

51式7.62毫米手枪子弹

通过轿车的车牌，交通队查到这辆轿车的车主叫王志军，随即专案组将王志军的妻子叫来进行辨认，她确认驾驶座上的死者就是她男人王志军，而右后座上的死者叫刘秋生，是王志军的朋友，王志军每每开夜车的时候都会请他来押车。

王志军时年32岁，吉林工业大学小车队司机，当时处在停薪留职状态，1988年承包了工业大学的一个食堂开饭店，收益颇丰，准备扩大经营范围。两个月前买了这辆上海牌轿车，准备跑一段时间的夜车赚点钱作为扩大饭店的本钱。此人没有劣迹前科，也没有和别人有任何的债务纠葛。

刘秋生时年25岁，吉林省体工队冰上基地食堂工人，复员军人。家住在王志军承包的饭店附近，王志军出夜车时就请他充当押车“保镖”，此人交集面广，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不乏一些不三不四之人。

经走访得知：9月4日19时30分左右，王志军和刘秋生二人在王志军承包的饭店吃完晚饭，20时左右饭店关门，随后王志军开车，刘秋生坐在后座右边，后座左侧还坐着一个搭车顺路回家的饭店女服务员，将女服务员送到家后，两人于20时40分驾车到火车站广场外的个体停车场等客。

80年代的长春站站房

21时30分，有一名身高在1.68米左右的男青年坐进王志军的车，当时刘秋生不在车上，当刘秋生回到车里时，男青年又表示不坐车了，为此双方发生争吵，据劝架的出租车司机回忆，王志军对男青年说：“你不坐车可以，交2角钱的起步费”，之后这个男青年又坐回到副驾驶位，车就开上斯大林街（1996年改名为人民大街）向南走了。

80~90年代的斯大林街

法制胡同一居民反映：9月4日23时左右，他发现17号院附近的路边停着一辆亮着灯的出租车，以为是谁家来客，就没有理会。法制胡同东侧一个工地的民工反映：9月5日清晨上工的途中看到胡同里停着一辆出租车，灯亮着，但亮度很暗，明显电瓶快没电了。

10时30分，现场勘查和走访结束，出租车被一辆警车拖回长春市公安局进一步勘查，专案组的指挥部也由法制胡同17号院转移到了自强派出所——

长春市公安局

今日的自强派出所

11时，专案组在自强派出所会议室召开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一致认定如下事实：

1、凶犯是一个人，坐在副驾驶位置，持51式手枪或者54式手枪突然开枪将王志军和刘秋生射杀，都是命中头部一枪毙命。先射杀王志军、再射杀刘秋生。凶手出枪速度快，射击准确，刘秋生作为退伍军人，都没来得及有反抗动作，说明凶手也曾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退伍军人的可能性极大。

51式手枪

54式手枪

2、车内提取到的51式手枪子弹弹壳和弹头经检验系同一支手枪发射，根据吉林省的所有登记的51式和54式手枪的“枪弹痕迹档案”比对，这把枪并不是吉林省的枪支，可能来自黑龙江或者内蒙古。

3、两名死者衣着整齐，衣兜没有任何被翻动的迹象，没有任何反抗迹象，刘秋生的上衣衣兜里发现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哈市体工队道里区东冈街X号/83809/84828。

9月5日12时10分，专案组通过追查枪源，发现哈尔滨在9月2日发生了一起持54式手枪枪杀民警的枪杀案，结合王志军在长春火车站接到凶手，以及在刘秋生衣兜内发现的写着哈尔滨地址的字条，判断凶手极有可能来自哈尔滨。

字条经查实，哈市体工队住着刘秋生在部队时的一个战友，此人在案发时间一直在哈尔滨，没有作案时间，所以被排除嫌疑。

经联系铁路部门查实：每日的20时42分，都会有一趟从哈尔滨开来的416次旅客列车抵达长春站，犯罪分子极有可能就是乘坐9月3日或者9月4日的416次旅客列车从哈尔滨逃到长春的。而且两起案件仅仅相隔两天，所以可以考虑并案侦查。

13时30分，三名侦查员乘坐一辆日产“蓝鸟”警车从长春出发，在19时50分左右抵达哈尔滨市公安局，在和哈尔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同行们核对案情后，发现9.2枪杀民警案和9.5枪杀出租车司机和押车人案的凶器都是同一支54式手枪，哈尔滨市公安局也在追查枪源，目前他们查到枪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但具体是哪个部门的枪支还没查到。

日产“蓝鸟”轿车

9月8日7时，七名专案组侦查员组成的“北上侦破组”乘坐火车前往海拉尔市（呼伦贝尔盟首府，今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在当晚抵达海拉尔后连夜面见了海拉尔市公安局丛局长，丛局长高度重视，立即布置了对海拉尔全市枪支的排查工作——

9月10日一早，忙了一天一夜的海拉尔市公安局刑警队查实，哈尔滨9.2案和长春9.5案案发现场发现的弹壳均系海拉尔市工商银行公安科的一支54式手枪射出，枪号为29055166。经海拉尔市工商银行查实，公安科总共有九支54式手枪在册，其中一支枪于8月30日被铁路分理处的经警刘彦增带走（同时被拿走的还有300元的银行公款），当时通报查找的枪号是29098366，当时哈尔滨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人来查过，因为枪号不一致，所以略过去了。

随即，海拉尔市工商银行公安科立即将另外八支54式手枪调回并比对枪号，结果证实刘彦增拿走的那支手枪的枪号并非是29098366，而是29055166，是刘彦增在取枪的时候在领枪记录上故意填写错了枪号。

据了解，刘彦增1986年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海拉尔市工商银行铁路分理处当经警，其在部队的时候年年射击考核都是手枪第一，以出枪速度快小有名气，在部队时人送外号“快枪刘”。

1989年8月初，行里原本选定由刘彦增参加自治区工商银行系统警卫人员的散打汇报赛，结果在临近比赛的时候却被别人替下，为此刘彦增心中大为不满，扬言：“这是跟我过不去，那好吧，咱们就走着瞧！”

老照片，80年代后期的经济警察

8月30日，刘彦增就携带一支54式手枪（弹匣内有7发子弹）和300元公款不辞而别——

至此，专案组认定刘彦增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即，海拉尔市公安局搜查了刘彦增位于健康街的家，刘彦增束手就擒，但是警方没有搜到54式手枪，但搜到了刘彦增自行绘制的靶纸和小说《教父》（马里奥·普佐著，1971年被美国派拉蒙影业拍成同名电影，获得第45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最佳男主角、最佳改编剧本奖）和《教父II 西西里人》全译本（1982年被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但有大量删节）各一本，引起了侦查员们的注意。

电影《教父》海报

当晚的审讯中，刘彦增声称枪被自己弄丢了，所以才会出走以躲避追查，但是弹道检测报告、目击者对犯罪分子的描述外加几轮“大记忆恢复术”后，刘彦增的心理防线逐渐崩溃，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过程。

刘彦增从部队复员来到海拉尔市工商银行后发现，自己原本在部队里的小有名气，营长连长都宠着他、战友们都捧着他，但是到了地方后完全就不是那么一回事。由于他没有“门路”，又不会说话，眼里又“没活”，又不会“来事儿”，所以处处碰壁，过得很不如意。再加上经警的工资收入不高，不能满足其对高档物质生活的向往，所以逐渐开始厌恶身边的一切，开始沉迷于《教父》小说中描绘的打打杀杀，最终发展成仇视社会，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他每天都会暗自祈祷中国今后会“由社变资”，这样他就能充分发挥其“快枪刘”的特长，成为一名枪手、职业杀手，直至成为“教父”维托·柯里昂那样的黑社会“大佬”。

《教父》中马龙·白兰度饰演的维托·柯里昂

沉迷于《教父》的刘彦增对维托·柯里昂佩服的五体投地，一旦有机会能携带银行公安科的手枪回家，就会对着自己绘制的靶纸练习快速出枪和快速瞄准。同时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持手枪血洗某个公安机关，或者武装部枪库，搞到长枪；抢到经费发展“组织”，最终成立自己的“黑手党”，并且还给起了个自认为很威武的名字——“黑龙党”。

临近8月底，自己原本要参加的自治区工商银行系统警卫人员散打汇报赛的名额被人给顶了，对此愤恨不已的刘彦增决定“行动”，8月30日，他携带一支54式手枪和300元现金以出勤为名不告而别，乘坐火车经加格达奇到哈尔滨，9月2日在哈尔滨枪杀了一名民警试图抢枪，但没想到这名民警身上根本就没带枪，惶恐之下只好逃离哈尔滨南下长春并在9月3日凌晨抵达长春，可是在火车上身上携带的钱被小偷“掏兜”掏了个精光，浑身上下只剩下“20大分”——两毛钱。在长春晃荡了一天后又累又饿的刘彦增决定铤而走险，先抢一辆出租车，抢些钱，顺便杀掉出租车司机以“练胆”。

9月4日21时左右，刘彦增携枪步行至长春火车站站前广场，21时30分上了王志军的上海牌轿车，谎称去儿童公园，结果看到押车的刘秋生解手回来上了车，感觉车上有两个人他下手不便，就提出不乘这辆车了，结果遭到王志军的反对并要求付2角钱的起步费，而刘彦增此时身上总共就2角，要是给了身上就真正“分逼没有”了，于是只好坐上副驾驶座，出租车沿着斯大林大街往南行驶。

一路上，刘彦增不断要求王志军改变目的地，结果出租车先后由锦水路到民康路，再到西三道街，最后行驶到法制胡同17号院门前时，认为时机已到的刘彦增要求“停车”，随即在话音未落的时候就拔枪朝王志军的太阳穴就是一枪，然后迅速枪口朝后对着刘秋生的前额就是一枪，两人都来不及反应，双双中枪身亡。

杀人后，刘彦增从车中搜出200元现金，再将车门上的车窗摇起来后关上车门并逃离现场。随后他又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长春火车站，乘坐旅客列车到了大连，然后在大连港试图跳海偷渡去日本或者韩国，结果刚下水就被淹了个半死，枪也掉进了海底。

大连港

吓破了胆的刘彦增抱着一丝侥幸心理于9月9日深夜潜回海拉尔的家，想探探风声。结果万万没想到，9月10日专案组就找到了海拉尔给他送来一副“银手镯”。

至此，此案历经五天告破，最终随着长春某刑场上的一声枪响，刘彦增的“教父梦”彻底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