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慈禧发动政变的背景，以及与内外政策的调整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期间，清政府的政治中枢已随咸丰帝转移到热河，大部分王公大臣也都跟去。

虽然咸丰帝依旧是众臣与侍从前呼后拥，支撑着皇帝的神圣威严，但是仓惶离京和偏安一隅的耻辱却使他一蹶不振。他怠于政事，实权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兼步军统领尚书肃顺掌握。

奉谕留京与英法"议和"的恭亲王奕诉、大学士周祖培、大学士桂良等人在与英法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外国事务和世界情势多所了解，与英法关系比较密切，而对清朝的虚弱和问题了如指掌。

及至议和告成，英法联军撤出北京，素有"贤明"声誉的奕诉威望大增，朝内开始形成以他为首的留京大员这一颇有势力的开明的政治集团。

凡对肃顺不满的文臣武将多所归附。他们盼望咸丰帝尽早回京谋求刷新朝政，筹思长治久安之策。于是，奕诉等留京大臣再三疏请咸丰皇帝回京。咸丰帝对洋人存有疑惧心理，肃顺等人亦为营私揽权而从中作梗，遂使咸丰帝迟迟不肯回京。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肃顺等人拥立年仅6岁的皇太子载淳继位，年号祺祥。咸丰帝遗命载垣、端华、肃顺等8人为“赞襄政务大臣”，总摄朝政，辅佐载淳。

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1835——1908），是镶黄旗满洲人惠徵之女，咸丰元年（1851年）被选入宫，初为懿贵人，咸丰六年因生载淳封为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禧皇太后。东宫太后徽号慈安太后。

慈禧太后很想把持朝政大权，遂有朝臣奏请“垂帘听政”，但被赞襄政务大臣肃顺等人所阻，慈禧太后便拉拢奕诉和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密谋夺权。

七月二十三日.（8月28日）奕诉以赴行在谒梓宫作掩护，到热河和慈禧太后密商政变计划，并于八月七日潜回北京。

九月二十七日（1861年10月1日），护送咸丰帝灵柩与小皇帝载淳回京的大队人马从热河出发，几天后到达密云，慈禧太后命肃顺就地护灵，她带幼帝先行回京安排迎回灵柩的准备工作。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慈禧太后在荣禄军队的暗中保护下，带着幼帝抄近路急速回到北京。次日（11月2日）与奕诉发动政变，下令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逮捕，十月六日将三人处死。其余五位赞襄政务大臣有的被革职，有的被充军发配。

十月九日举行新帝（载淳）即位大典时宣布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慈禧太后和咸丰帝的皇后钮钴禄氏（慈安太后）一同垂帘听政，但实权操于慈禧太后手中。奕诉以议政王名义掌握了军机。

当时，慈禧（西太后）26岁，慈安（东太后）24岁，奕诉29岁。随后，慈禧太后将其亲信荣禄（28岁）晋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独揽宫廷内务大权。

这次宫廷政变是清廷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政变后清政府开始调整与外国的关系，争取外国人的帮助和支持。英法俄等国也曾明确表示愿和清朝重修旧好，并曾多次表示愿意帮助清朝武力镇压太平天国，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特殊权益。

慈禧太后采取两条办法维护其统治：一是重用汉族官僚地主，即启用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官僚分居要职，让他们放手绞杀太平天国。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1861年11月20日）授权曾国藩统辖苏皖浙赣4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其节制，遂使前线清军有统一的指挥。

二是借助外国武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即所谓"借师助剿"。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宣布借用外国的武力，鼓励官吏放手借助外国武装镇压太平天国。与此同时，英法美等国侵略者也加紧在上海布防。同治元年正月（1862 年2月），英法侵略军在上海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也扩编至5000人，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俄国亦明确地向清政府表示，愿调俄兵"在水路会同中国陆路重兵，进剿发逆”。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

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像洪水猛兽般地扑向太平天国，遂使太平军陷入灭顶之灾。及至同治三年（1864年）春，清军在英法美等国军人所组织的洋枪队、常胜军、常捷军、定胜军等武装配合下，相继攻占了太平军在江浙等地的大部分地盘，湘军重兵围攻天京。

四月二十八日（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时年50岁。幼天王洪贵福嗣位。六月十六日（7月19日），湘军攻破天京城，太平天国覆亡。

转战江南和福建等地的太平军于同治五年正月（1866年2月）在福建漳州等地全部失败。转战大江以北的太平军余部于同治三年十月（1864年11月）与捻军结合，共推赖文光为统帅，并按太平军编制进行整编，声势一度大振，同治六年年底（1868年初）被清军歼灭。

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使它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失败。

洪仁玕在就义前所写的供词中已清楚地认识到这点。他说："现在说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但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但一自妖军贿买洋人以攻我军，我朝连续失城失地，屡战屡败，我军无力抵抗，末日快到了"。

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领导集团严重的腐化蜕变，及其争权夺利的内讧火并，大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宗教迷信和等级制度及其脱离实际的极端政策和措施，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丧失了群众基础。归根到底这场旧式农民战争虽然勇敢地担当起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使命，但其自身的阶级局限却不可能领导这场近代时期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