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动乾隆的“李知县买布”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官本位才是真相！

李知县买布

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二十五日， 天气和煦， 凤翔县最繁华的东关大街像往常一样热闹。李信李掌柜的布庄迎来了大生意，一位买主挑中一卷白布后，说还要两卷同样的。

这里的“卷”，是描述布匹数量的大单位，通常一卷布有三十匹，一匹布为四丈长。寻常人家买布， 不过是以丈、尺为单位裁剪。买整匹已是少见，买整卷的，一年也不一定有一个。

这样的大买主，自然有来头。据其介绍， 自己叫孙二，是本县知县李庄的家丁，这些布是奉了李老爷之令采买的。掌柜不敢怠慢，与孙二商定好价格，每匹五钱八分，一卷十七两四钱。

这个十七两四钱， 是简单地将每匹的单价乘以三十计算出来的。但是， 严格来说， 这个计算过程有一点问题。因为当时的一卷布中，连皮的两匹尺寸并不足四丈， 整卷布其实不足三十匹。不过，一卷当三十匹论是行业的普遍情况，掌柜李信也将这一点说明清楚。

孙二选中的白布， 李信铺子只有两卷， 孙二便令掌柜随后将两卷布送到县衙， 到时给他结算三十四两八钱。

布还缺一卷， 孙二又到了街上王举元的铺子，选好布匹后，议定价格为每匹五钱六分五厘， 一卷十六两九钱五分。仍叫把布送到县衙后结算。

之后， 李信把两卷布送到县衙。孙二在验收时挑刺，说没看的那卷布织得又粗又松，质量不及看中的那卷， 要退掉。李信眼看谈好的生意要黄，也就退一步，愿意少收一两四钱， 总货价降至三十三两四钱。孙二应允，李信收钱返回。后来，王举元也送布到县，顺利领回十六两九钱五分银子。

至此， 整个布匹采购已告完成。孙二向知县李庄汇报，共买布三卷， 花费五十两三钱五分银子。

岂料一个多月后，要用布时突然横生意外。

四月五日， 准备给差役缝制号衣。知县李庄查看所买布匹， 发现每卷并不够三十匹， 叫来孙二质问。孙二解释布匹行内历来如此，当初采买时就已清楚。

李庄完全不接受这个解释，表示明明说好了按匹算钱，这一卷最多只有二十九匹， 为什么要按三十匹算钱? 这时，他不仅怀疑布庄欺诈，甚至也怀疑孙二与布庄串通好了坑他银子。

第二天， 李庄令差役传唤李信等布庄掌柜到县衙问话，恰好李信不在铺内， 差役便带了伙计曹璜到县衙。李庄看到来了个不能做主的伙计，打了他十巴掌，让他回去找掌柜的来。

第三天，李信、王举元两家布庄掌柜来到县衙， 接受老爷问话。李庄质问给县衙卖布， 居然都敢短缺数量， 要求二人退还多收银两， 并且还想治二人的所谓欺诈罪。

两位掌柜一听， 要求退还一两半两的布钱是小， 这欺诈罪可属实是冤枉。便连声解释， 这一卷布中的包皮两匹尺寸略短， 实在是布匹行历来的习惯， 除开他两家， 这凤翔县其他布庄也是家家如此。况且，当初孙二采买时，这也是说清楚了的。

知县李庄大怒：在本老爷面前，还有你们两个卖布的顶撞的道理！ 随即令差役将两人分别重打二十五大板。

挨了板子后，王举元平安回家。李信却出了事，他出县衙后，向东没走几步， 便支持不住蹲了下去， 等到天黑时死了。

李信被知县老爷活活打死了。

李信父亲李廷会立即到凤翔知府处喊冤控告。知府达灵阿闻知， 便调东邻岐山县知县孟玫来凤查验， 随后确认李信双腿有明显杖责伤痕， 确系被打死。达灵阿随即向陕西驿盐道、按察使、布政使等汇报此事。

四月二十七日， 陕西巡抚鄂弼将此事专折奏报， 请旨将徇私滥刑之凤翔县知县李庄革职， 严审实情， 从重定拟。

已经当政二十八年、阅案无数的乾隆皇帝，看到这封奏折后，依然被震惊了。他在奏折上批写“大奇之事”后，又特别下了一道谕旨。

谕旨中，乾隆帝说这事让他非常震惊， 已经不是一般的贪劣官员能比的，陕西巡抚的定性不够准确。州县官员如果在处理公事时，行事偏执，或者用刑不当，或者责罚不合法例，意外将人打死，这叫滥用刑罚。

如今凤翔县知县李庄是因衙门里需要布，让县里开布行的平民办理，然后又听信家人的话，事后勒令找补， 又以要求不遂，盛怒之下将人打死。这是一开始便把县里商人当鱼肉，之后又以官威草菅人命。不但跟滥用刑罚致人毙命的科条没有关系， 也不能按照斗殴抵命的常规法条来衡量。斗殴行为是一时起了冲突，既没有勒索行为，双方又都是平民，没有官员、民众的身份差别，跟此案差别极大。

简单来说， 凤翔县知县李庄因为买布琐事，活活将人打死，已经恶劣到连乾隆帝一时在《大清律例》中都找不到对应的适用法条了。

关于对李庄的处理， 乾隆帝说： “岂缀抵监候，足蔽厥辜? ”鐶，指绞刑， 辜，就是罪责； 也就是说判处绞监候，根本也不够抵他的罪责。

既然皇帝已作出明确批示， 那么接下来的审理过程就相对清晰了。陕西布政使方世俊、按察使秦勇均， 与西安府知府、凤翔府知府、咸宁县知县、山阳县知县六人， 组成了一个跨省、府、县三级的联合专案组。

经审理， 凤翔县知县李庄，对因买布小事下令杖责布商李信致死供认不讳。李庄合依官吏挟私故勘平人致死者斩律， 应拟斩监候。

李庄的家人孙二，当初不把布的匹数规格汇报清楚，对冲突产生有一定责任，枷号两个月，期满再打四十板。

执行打板子的凤翔县那两位皂役，虽然是奉李庄的令，不得不打， 但毕竟人是他们打死的，也要各挨三十板，同时开除。

至于当天同李信一起挨了二十五板的另一位布商王举元，因为“伤已平复”， 故而“无庸议”。

至此，凤翔县知县李庄打死布商一案审理完结。

回过头重新审视这起案件。首先可以确认的是， 四月七日那天， 布庄掌柜李信在挨了板子之后死掉，显然出乎知县李庄的预料。因为他再怎么暴虐残忍， 也该知道这样把人打死是什么后果。

那么，当初李老爷究竟是怎么想的? 他是真的认为自己受了所谓奸商的欺蒙吗? 还是真的认为自己家人孙二也是串通起来骗自己的吗? 当然不是。

作为一县之主，他当然清楚自己在本县的权势，当然清楚街面上小小的开铺子卖布的商人，是无论如何不敢欺骗到自己头上的。

那是为什么?

来看后来陕甘总督杨应琚汇报案情的奏折原文：

李庄讯问情由，勒令找补，并欲治欺诈之罪。李信等不服，出言顶撞。李庄气愤，令皂役王元正、王起登， 将李信、王举元各责二十五板。

知县李庄询问短缺缘由时， 一边勒令找还布钱， 一边还扬言要治他们的“欺诈之罪”。

显然， “勒令找补”只是发难的由头。因为即使按照李庄的计算方法， 三卷布一共短缺了三匹， 论货值， 拢共也不到二两银子。难道李庄传唤两个布商来， 就为了要回那一两多银子?

接下来祭出“欺诈之罪”， 才是关键。——你们两个大胆奸商，蒙骗到本老爷我的头上来了? 今个儿可就不是补个一两半两银子的事了， 老爷要治你们的罪！

按照李庄的设想， 如此一般吓唬， 两个小布商肯定是吓得连连跪地求饶， 不仅情愿退还全部布钱， 甚至再认些罚也不无可能。

这才是李庄的真实目的。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两个人居然如此“不识抬举”，到了他这县衙大堂， 居然还想跟自己讲理? 老爷我这一班衙役手里的板子， 是用来跟你们讲理的吗?

李老爷痛恨两人的“不懂事”，下令重打，这才有了后来的事。

知县李庄打死布商四年后， 也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凤翔县再一次重修了县志。其中卷四《官师·秩官》记载：

李庄， 直隶永平府迁安县拔贡， 乾隆二十四年任。

对于李庄杖毙布商事件， 不书一字。

其实， 乾隆《凤翔县志》中， 对于前任知县暴虐害民绝口不提， 与县志所用体例有很大关系。

在乾隆《凤翔县志·官师》卷中， 对于历任官员分为“秩官”和“名宦”两个类目。其中， “秩官”目， 就只刊载官员的籍贯、出身、任年这些基本信息。而对于其中少数有德政的官员， 方才额外立传， 列在“名宦”目中。

也就是说， 在体例设置上， 乾隆《凤翔县志》根本也就没考虑记载贪虐官员的事迹。在清代方志中， 做出同样体例设置的， 并不在少数。

道理也很简单， 方志的主要作用之一便是教化人心， 如果都把官员如何贪虐详细记载， 岂非有损官府衙门的威严?

若非相关奏折档案留存至今， 仅仅依靠方志， 恐怕后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乾隆二十八年， 凤翔县有过一位如此疯狂的县太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