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口述史｜王雪松：做“前海合伙人”助力深港协同发展

深港合作的最大优势在于两地的互补性。香港拥有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国际资源，而深圳则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这种互补性使得深港合作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王雪松

1972年出生于内蒙古赤峰市。弘毅投资粤港澳大湾区总经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深圳市南山区第八届人大代表、中共弘毅大厦楼宇党委书记。2006年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

壹

1996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候港澳工作需要有社会学背景的年轻人参与，这也正是我的专业所长，经过努力，我考入了国务院港澳办，成为一名公务员，从此便与香港结下了缘分。

入职国务院港澳办与香港结缘

我出生在内蒙古赤峰市，这座城市与首都北京相距仅四百余公里。从小我就怀揣着一个梦想，就是要努力学习，将来有机会“走出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18岁那年，我如愿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此开启了我在北京的学习和生活。

在北京大学的学习经历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社会学的学习不仅让我对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还培养了我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996年我大学毕业，那时候港澳工作需要有社会学背景的年轻人参与，这也正是我的专业所长，经过努力，我考入了国务院港澳办，成为一名公务员，从此便与香港结下了缘分。

参与香港回归祖国相关筹备工作

刚参加工作我便开始投入香港回归祖国前的各项筹备工作中，这件事无论是对我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每一项工作都需要做得非常细致。

香港是一个行业组织非常重要，也非常发达的城市。香港回归祖国前，很多香港同胞带有猜疑和困惑，特别是一些行业协会，比如菜市场协会、报业协会、餐饮协会等等，他们希望知道自己的行业在回归后会是什么样子、薪资会不会受到影响、想第一时间了解信息，吃下“定心丸”。所以我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接待来访的香港同胞，除了带领他们了解宏观政策，还会陪同他们拜访每个对口的部门。我记得有一个月，我陪着香港同胞去了北京故宫五次。

此外，还有一些非常细致的工作，比如香港立法会的场地是多大？国徽应该是挂在主席台上还是应该挂在进门处？尺寸应该是多少？区旗里边的紫荆花叶子应该是直一点还是弯一点？都需要我们去沟通和对接。由于我们没有办法去香港实地勘查，所以当时还有很多筹备工作是在深圳完成的。

1996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一下飞机便前往罗湖口岸的一家酒店开始工作。那时，我们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工作要求高度保密，而且不能随意外出。但每次透过酒店窗户，看到这座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我能感受到深圳强劲、蓬勃的经济活力。

盛况空前 见证历史

1997年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讲都是非常难忘的一年，香港回归祖国时的空前盛况我记忆犹新。那年我在北京参与组织筹备各种大型庆祝活动，从天安门广场的倒计时，到文艺演出，再到国宴等，其实，北京的庆祝活动一点也不比香港少。

6月底，一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大型文艺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我和很多同事也一起去了。活动结束后，我们一群年轻人一路挥舞着国旗，一路唱着歌，从天安门广场一直走到我们位于西城的宿舍，回到宿舍已经凌晨两点了。现在回想起这个场景也是热血沸腾，非常有激情。

6月30日，我们都被分配了重要的后勤保障工作，只能通过电视直播观看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我清晰记得23时42分政权交接仪式正式开始，23时59分，随着英国国旗缓缓降落，英国在香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1997年7月1日零点整，激动人心的神圣时刻到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起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一起徐徐升起。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参与者。

贰

那时候前海什么都没有，两脚泥，草齐腰，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一些年轻人会到楼下的河里去钓一些小鱼、小虾、小螃蟹。

辞职“下海”

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工作结束后，我就在想自己还能做什么？当时感觉我能做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有很多同事更适合做后续的工作。

2000年前后，国家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展速度更是日新月异。在那个时代，“下海”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象征着投身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深受这股时代浪潮的鼓舞，认为年轻人应当勇立潮头，去体验那种乘风破浪的快感。于是，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积极探索并寻找真正适合自己的事业方向。

▲王雪松2001年参观中国载人航天计划的第一艘飞船——神舟一号留影。资料图

2003年我辞去了国务院港澳办的工作，去了一家快消品公司，在那家公司工作了5年以后，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还可以再做一次调整。

得益于社会学这一专业的宽泛性和灵活性，我在职业规划的调整上拥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我看到很多同班同学的投资道路都比较成功，比如蔚来汽车的创始人李斌，他白手起家成功打造了多家上市公司，还有另一位同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1500家幼儿园，这些例子都极大地激励了我。我逐渐意识到，投资行业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它并不严格受限于特定的专业背景。在这个行业里，我们今天可能会投资于大豆市场，明天则可能转向新材料领域，而后天又或许是医药行业。投资世界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意味着没有人能够永远保持绝对优势，因为市场总是在不断变化。相反，它需要跨界的人才来维持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态圈，团队人员也需要具备不断适应和调整的能力。因此，在2008年，我决定加入弘毅投资，正式开启了我的投资生涯。

初到前海一片滩涂

2010年，我们起草了一份建议性文件，提议利用私募股权投资来推动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坚信，这两项改革试点极具价值，并且应当选址在靠近香港的地方进行。因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有先天优势。

向上级递交完文件后，过了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文件批示进入到哪个环节了。直至2011年7月，才得知试点落户在了深圳前海。随后，我们与前海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联系，他们表示已收到文件批示，希望能详细了解弘毅的构想，于是公司安排我前往洽谈。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前海的场景。那天我跟前海管理局的领导约了早上9点碰面，打了辆出租车过去，但发现越走越偏，快到9点时，前海管理局的领导打电话问我“你们到哪了？”我说：“马上到了，已经过了月亮湾大道了，但是前面好像没什么建筑。”他们当时就乐了，“你去的那是一片泥地，还在填海沉降，现在就是不毛之地，我们办公不在那边，我们是在科苑南路武汉大学深圳研究院8楼。”

我自己想当然的就打车去前海了，实际上那时候前海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又过去看了一下，两脚泥，草齐腰，到下午四五点钟，一帮年轻人会到河里面去钓一些小鱼、小虾、小螃蟹，车也开不进来。

为前海先行先试建言

与前海管理局交流后，我们的思路获得了初步认可，但同时也收到了关于建议文件需增强背景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反馈。于是，我们对文件进行了全面深化，不仅扩充了全球金融创新的对比分析，还特别突出了湾区的独特优势与特色。经过此番精心修订，一份更为详尽且深入的报告被提交至前海管理局。随后，前海管理局在起草向中央提交的第一批先行先试政策时，采纳了报告中的结论和建议，一并上报给了中央。

2012年，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支持深圳前海实行比经济特区更加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政策涉及金融、财税、法制、人才、医疗以及电信等6个方面22条具体措施。其中第四条和第五条就提出原则上对私募股权及母基金鼓励和支持。2012年7月，弘毅投资也成为首批入驻前海的企业之一。

叁

投资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而我们在这个链条的最顶端，所以弘毅大厦这栋楼建起来了，我们就要通过这栋楼把这个链条串起来，这也是我们对前海的承诺。

成为“前海合伙人”

在金融改革作为前海先行先试政策重点的背景下，与前海管理局的合作进展得十分顺利且愉快。我们经常在香港举办前海政策宣讲会，把香港的同行，特别是世界知名投资公司聚在一起，再邀请前海管理局的相关负责人去跟他们宣讲，把前海的最新政策面对面地讲解给大家。

除此之外，我们还主动带领一些熟悉的香港朋友到前海实地考察，让他们真切地去了解和感受。然而，当时的前海还是一片正在建设中的泥地，未来的面貌尚未可知。因此，我们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讲解和推介的任务，详细地向他们介绍前海的发展蓝图和前景规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前海管理局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一次，前海管理局的主要负责人告诉我们，金融创新是前海的第一要务，但目前前海管理局的相关部门中缺乏金融背景的人才。于是，他们邀请弘毅来承担这个角色，并且让弘毅盖一栋楼，将金融相关的产业聚集在一起。同时，还给了弘毅一个头衔，叫“前海合伙人”。还有其他几家不同领域的企业也获得了这样的机会，前海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行业内值得信赖的企业来参与建设，这种模式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创新性的。

筹建弘毅大厦

如今耸立在前海片区的弘毅大厦，以其宏伟壮观的姿态成为了该区域的标志性建筑之一。然而，在最初获取这块土地时，还经历了一段小插曲。2014年5月22日，我们在招拍挂中成功中标，但中标后不久，却陷入了犹豫，甚至考虑“退地”。因为当时盖楼所需投入的资金和精力都非常大，而我们对房地产行业并不熟悉，一些朋友还预测未来写字楼的空置率会很高。

然而，弘毅团队对政策研究一直颇为用心，能够根据政策趋势结合自身发展来调整业务布局，我们坚定地看好前海，看好深港合作，看好中国发展。经过一年的深入观察与考量，团队内部形成了更加明确的共识。于是，在2015年5月21日，我们正式签署了相关协议。同年12月，弘毅大厦正式奠基。

对于弘毅大厦的建设，我们要求极高，立志要打造一座即使经过100年仍不过时的建筑。从建设初期便摒弃了房地产开发商的传统逻辑和思维，在每一个细节上都精益求精。投资团队的成员亲自参与了大厦的建设过程，从石材到螺丝等建筑材料，都是大家精心挑选的。最终，经过5年多的精心建设，弘毅大厦在2020年9月竣工并投入使用。

以楼为基 串联金融产业

私募股权就像“牛鼻子”，只要有投资，就会牵动各个相关的行业联动，比如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第三方评估等等，所以投资是一个很长的链条，而我们在这个链条的最顶端。为了将这一链条更好地串联起来，我们精心打造了弘毅大厦这座标志性建筑。这座大楼的拔地而起，不仅是对前海这片热土的承诺兑现，更是我们力图通过物理空间的聚合，来促进金融生态内各个环节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弘毅大厦。 资料图

如今，弘毅大厦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金融产业链聚集地。在这栋大楼里，72%的租户都来自金融领域，如国际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实力雄厚的渣打创投，以及历史悠久的集友银行等。大家在这里频繁往来，交流思想，洽谈合作，仿佛钟表内部的精密齿轮，彼此咬合，共同驱动着整个生态系统的不断前行。

肆

香港拥有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国际资源，而深圳则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这种互补性使得深港合作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深港合作体现国家制度优势

我从大学毕业就与香港结下了深厚的缘分，经历工作调整后又来到深圳前海，见证了深港两地的协同发展。我认为深圳和香港的这种合作是我们国家制度优势的一个重要体现。

我曾亲身参与了前海在私募股权投资、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等方面的探索。团队中很多成员也参与了相关政策建议的起草，并且推动了这些政策的落地。例如，QFLP（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和QDIE（合格境内投资企业）等试点政策，就是我们在前海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重要创新。这些探索当中深港合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前海的试点政策，两地实现了资金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私募股权投资领域，香港的资金和管理经验与深圳的项目和产业资源相结合，促进了资本与项目的有效对接。我们投资了多家香港企业，同时也投资了内地的多个新兴产业项目。这些投资不仅为投资者带来了丰厚回报，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对深港合作充满信心

深港合作的最大优势在于两地的互补性。香港拥有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和丰富的国际资源，而深圳则具备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这种互补性使得深港合作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近年来，许多香港资金投入到新产业和新经济中，深圳作为经济特区，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基础，成为这些资金的首选地。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设立，为深港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

我坚信，随着深港合作的不断深入，前海将成为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引擎，为深圳与香港乃至整个国家的繁荣贡献力量。我对前海的未来充满期待，也愿意为此贡献自己的力量。

口述时间

2024年9月26日

口述地点

深圳前海弘毅大厦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任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