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顾问李德到苏区之后,中央给他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是伍修权(俄文名皮达柯夫),担任常规俄文翻译,另一为王智涛(俄文名智林斯基),担任军事翻译。
伍修权的回忆录最早出版于1984年,彼时刚刚拨乱反正不久,回忆录中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还比较明显,对李德的评价非常负面。王智涛的回忆录是在其80岁之后写的,彼时已经90年代,正式出版时为1993年,看待问题更加客观真实。
在王智涛的回忆录中,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李德原因的点评摘录如下:
第一是李德军事素质不高,缺乏实战经验,根本不具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能力。
我给李德当翻译时,他很少谈及个人情况,所以对他不很了解,仅从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中略知一些。李德于1974年8月15日去世,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了讣告,开了追悼会。从悼词中我知道了李德的身世,与过去传闻相差甚远。从生平介绍看,李德的军事生涯仅仅是在苏联非正规和正规地学习了一两年军事,并未经过战争实践,只是个懂点军事理论的中级军官。他到中央苏区后指挥的战役,全部都是以红军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惨重失败,事实证明李德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够,根本无法挑起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重担。
第二是李德过于自负,把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看得太简单,单凭革命热情和主观愿望,一味地瞎指挥,必然导致失败。
李德到达苏区后,在中央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他激动地喊出:“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口号,他的想法,显然操之过急,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把两军对垒相持阶段的某一大战役,当成胜利前夜的决战,混淆了战略、战役概念。他盲目、冲动地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的冒险主义战略方针,是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分析,他把远远强大于我的敌人看成衰弱得不堪一击,他把长期艰苦的战争看成短暂而轻易,他确实认为胜利就是眼前,幻想一举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奇迹。
第三是李德思想方法机械,教条主义严重。
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面对狡猾的国民党百万大军,只会生搬硬套教科书,机械地按照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指挥中国工农红军,不懂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后,李德按照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材《防御敌集团进攻之阵地防御》的基本原则,制定了红军反“围剿”的战役指导方针,即:敌人兵分六路,我亦兵分六路。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以阵地对阵地,以碉堡对碉堡,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我之处处设防、节节固守对敌人步步为营、节节推进。
同时,他从教科书上照抄了中心碉堡、环形碉堡群、独立碉堡的图纸,要求各部队按德国条令要求,立即修建碉堡、堑壕、掩体、交通壕等防御工事。他制定的战役指导方针和修建工事的指示,都没有从敌我实际情况出发,是不切合实际的。陈毅、彭德怀、董振棠、罗炳辉、周昆等领导同志提出反对意见,但李德不接受。几天后,敌人就打来了,修了一半的碉堡成了挨打的靶子。事实证明,李德的战役、战役方针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第四是李德的性格弱点较多,缺乏领导者应有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不能团结人,也就不懂得将将、将兵,这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1939年李德回到苏联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结论是:李德在中国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已受到严肃批评和批判。并且职务早已被撤换,现决定免于处分。弗罗林向会议和中国同志解释说:“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己负责。”弗罗林解释后,中国同志没有表示异议。
最后,王智涛明确提出: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工农红军的一员,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国际主义精神还是应予肯定的。李德不是一点儿优点都没有,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他对参谋业务很熟悉,教学水平也不错。他给红军学校和中高级指挥员教授军事课程,对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有帮助。他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向真理低头的勇气。长征中间,他就对毛泽东心服口服了,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对他所做的好事,我们也应该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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