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翻译智林斯基如何评价洋顾问李德？比俄文翻译伍修权中肯

洋顾问李德到苏区之后，中央给他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是伍修权（俄文名皮达柯夫），担任常规俄文翻译，另一为王智涛（俄文名智林斯基），担任军事翻译。

伍修权的回忆录最早出版于1984年，彼时刚刚拨乱反正不久，回忆录中意识形态斗争的痕迹还比较明显，对李德的评价非常负面。王智涛的回忆录是在其80岁之后写的，彼时已经90年代，正式出版时为1993年，看待问题更加客观真实。

在王智涛的回忆录中，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李德原因的点评摘录如下：

第一是李德军事素质不高，缺乏实战经验，根本不具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能力。

我给李德当翻译时，他很少谈及个人情况，所以对他不很了解，仅从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中略知一些。李德于1974年8月15日去世，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发了讣告，开了追悼会。从悼词中我知道了李德的身世，与过去传闻相差甚远。从生平介绍看，李德的军事生涯仅仅是在苏联非正规和正规地学习了一两年军事，并未经过战争实践，只是个懂点军事理论的中级军官。他到中央苏区后指挥的战役，全部都是以红军将士的鲜血换来的惨重失败，事实证明李德的军事指挥能力不够，根本无法挑起领导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重担。

第二是李德过于自负，把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看得太简单，单凭革命热情和主观愿望，一味地瞎指挥，必然导致失败。

李德到达苏区后，在中央为他召开的欢迎会上，他激动地喊出：“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甚至全世界”的口号，他的想法，显然操之过急，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他把两军对垒相持阶段的某一大战役，当成胜利前夜的决战，混淆了战略、战役概念。他盲目、冲动地提出“进攻、进攻、再进攻”的冒险主义战略方针，是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分析，他把远远强大于我的敌人看成衰弱得不堪一击，他把长期艰苦的战争看成短暂而轻易，他确实认为胜利就是眼前，幻想一举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奇迹。

第三是李德思想方法机械，教条主义严重。

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面对狡猾的国民党百万大军，只会生搬硬套教科书，机械地按照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指挥中国工农红军，不懂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后，李德按照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材《防御敌集团进攻之阵地防御》的基本原则，制定了红军反“围剿”的战役指导方针，即：敌人兵分六路，我亦兵分六路。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以阵地对阵地，以碉堡对碉堡，以正规战对正规战，以我之处处设防、节节固守对敌人步步为营、节节推进。

同时，他从教科书上照抄了中心碉堡、环形碉堡群、独立碉堡的图纸，要求各部队按德国条令要求，立即修建碉堡、堑壕、掩体、交通壕等防御工事。他制定的战役指导方针和修建工事的指示，都没有从敌我实际情况出发，是不切合实际的。陈毅、彭德怀、董振棠、罗炳辉、周昆等领导同志提出反对意见，但李德不接受。几天后，敌人就打来了，修了一半的碉堡成了挨打的靶子。事实证明，李德的战役、战役方针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第四是李德的性格弱点较多，缺乏领导者应有的人格魅力和凝聚力，不能团结人，也就不懂得将将、将兵，这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1939年李德回到苏联后，接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监察委员会的审查。结论是：李德在中国工作期间，犯有严重错误，已受到严肃批评和批判。并且职务早已被撤换，现决定免于处分。弗罗林向会议和中国同志解释说：“其理由是，李德的错误在于他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这个责任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己负责。”弗罗林解释后，中国同志没有表示异议。

最后，王智涛明确提出：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工农红军的一员，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国际主义精神还是应予肯定的。李德不是一点儿优点都没有，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他对参谋业务很熟悉，教学水平也不错。他给红军学校和中高级指挥员教授军事课程，对提高他们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有帮助。他有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向真理低头的勇气。长征中间，他就对毛泽东心服口服了，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对他所做的好事，我们也应该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