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地名词语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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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经注》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地名词语。这些地名词语，反映了汉语词汇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由单纯词向复合词发展的趋势，反映了南北方言的差异与融合。其中，有一些是中古出现的新词，一些旧词还增添了新义。这些，都为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关键词：《水经注》；地名词语；发展趋势；新词与新义；差异与融合

《水经注》是一部重要的地理学著作。书中记载地名词达15000个左右。“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它和语言中的其他专有名词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地名的构成有一定的语法规律，地名用字的分布和民族语、方言的分布密切相关，地名的书写和称说还可能存在不同的变体”。因此，从地名入手，进行训诂学上的研究和探索，可以发现中古时期词汇方面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一、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发展，

单纯词向复合词发展的趋势

（一）从《水经注》中地名词的语素情况来看，有单纯词和复合词两种

单纯地名词可按音节分为三种：

1.单音节的，如：留、梁、霍、邶、戏、绛、顿、郏，析、权、徐、卫、郜、沂、泺、吕、巢、楚、葛、蓼、蓟、戚、邳、郑、扈、晋、黎······

2.双音节的，如：苍梧、敦煌、琅邪、昆仑、邯郸、龟兹、会稽、乐浪、蒗荡、沧浪、遥奴、犍越、萨罕、黎蒸、佳骇、胡蘇、馆陶、贝丘······

3.多音节的，如：阿步干、蒲那般、摩头罗、摩羯提、薄骨律、吐那孤、吐谷浑、可石孤、仇摩直、素和细越、钵吐罗越、伽那调御······

经笔者初步统计，在《水经注》约3000左右的单纯地名词中，单音节地名词约有800个，双音节地名词也有近800个，多音节地名词有1400个左右。这三种地名词分别约占全书地名词总数的5%、5%和10%。复合地名词则有近12000个，约占全书地名词总数的80%。而《水经》中，共记载933个地名词，单纯的地名词约有680个左右。其中，单纯词中的单音节词有400多个。换句话说，《水经》中的地名词以单音节的单纯词为主。

（二）从词的内部结构关系上来看，主要有偏正式和并列式两种

1.偏正式，有双音节的和多音节的两种。双音节的，如：垂山、夷山、塔山、桥岭、巴岭、五原、吴坡、灵壁、南岈、白水、渤海、黄河、赤湖、逢泽、马湾、人滩、曲池、寒泉、向国、升城、梧宫······

多音节的，如：鸡翅山、黄鹤湾、熊耳山、芳菊溪、马搏颊坂、羊肠虎臂滩······

这些偏正式的地名词通常为“专名+通名”的格式，“专名”对“通名”起修饰限定作用。如“垂山”、“向国”、“武关”各词中，“垂”、“向”、“武”是专名，“山”、“国”、“关”是通名。“垂”、“向”、“武”分别修饰限制“山”、“水”和“关”。

2.并列式，如：扶沟、须朐、江夏、海岱、钟彭、淮海、巴渝······

在构成上，这类地名词大部分是有所省略的合并。据卷二十二：“沙水南迳扶沟县故城东，县即颍川之谷平乡也。有扶亭，又有洧水沟，故县有扶沟之名焉”。可见“扶沟”是“扶亭”和“洧水沟”的合并：各取一字，省略其他部分组成。卷三十五：“《地理志》曰：‘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也’”。可见“江夏”是“江水”与“夏水”的合并。据卷二十六、卷三十九可知：“海岱”是“海”和“岱山”这两个地名的复合，“钟彭”是“钟山”和“彭蠡”这两个地名的复合。

据笔者初步统计，《水经注》中，复合地名词共占全书地名总数的80%，其中，并列式的复合词约有700个，占全书地名词总数的不到10%，偏正式的复合词则有10000多个，占了全书地名词总数70%左右，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地名词不仅要记录不同的地方，还要准确地定位，这就要求地名词能反映出更多关于地理方面的信息。单纯词自然没有这样的优势了，就是并列式的复合词，由于其中的两个语素表义都比较概括，也缺乏这样的优势，而偏正式结构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自然受到人们的青睐，数量当然就多些。

从以上统计出的各类地名词的百分比来看，当时的汉语词汇的确已经表现出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由单纯词向复合词发展的趋势。出现这样的发展趋势，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那些单音节词基本上都是前秦的地区或聚落地名。卷二十四：“留，故乡聚名也”。卷二十一：“《春秋·左传》哀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这些上古地名词只有专名，没有通名。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语言也开始丰富起来，出现了大量的通名，如：山、岭、海、河、国、城、乡、村等，从而使得上古时期的专名纷纷带上了通名，这样便产生了大量的双音节复合词，就如垂山、桥岭、渤海、黄河、向国、升城、千乡、薛村等。

其次，随着语言的发展，有些专名本身就变成了双音节的，本身就可以准确定位。此时的通名便显得多余，于是干脆就不用通名。例如：豫章，本为豫章郡，后略为豫章；会稽，本为会稽山；蒲昌本为蒲昌海等等。

随着汉民族居住区域的不断扩大，对外交流不断增强，便出现了大量的非汉语地名词。这些地名词一般是音译过来的，以多音节的为主，如以上列举的阿步干、钵吐罗越等。这些地名词的数量和应用范围都有限，并不能对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由单纯词向复合词发展的总趋势构成什么影响。

二、南北方言的差异与融合

（一）南北方言的差异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到：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浅而切诣，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其辞多古语。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民族之间在语言上存在着某些差异，用词各有特点。从《水经注》的地名词语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

1.北方地名词

《水经注》中称“坈”的地名有多处：卷四有“马常坈”、“曹阳坈”；卷五有“落里坈”；卷八有“深坈”；卷二十六有“盐坈”；卷三十七有“水坈”等。作者对“马常坈”是这样表述的：“又东北，为马常坈，坈东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乱河支流而入于海。海河之饶，兹焉为最”。通过以上的描述以及其他“某某坈”的修饰、限制成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坈”应为一种季节性湖泊，雨季则现，旱季则消。光绪《山东通志》卷三十三将“坈”解释为“坑”。《太平御览·地部》四十引《述征记》则说：“齐人谓湖曰坑。”以上几个带“坈”的地名词中，除《卷三十七》中的“水坈”外，其余都在齐地。结论很明显：“坈”是“湖”，是个齐地的方言词，是个典型的北方地名词。而在卷三十九洭水、深水、鍾水、耒水、洣水、漉水这些南方水道中，出现了利山湖、酃湖、洋湖、町湖、东大湖等。这说明，类似的地理地貌，在南方语言中称之为“某某湖”，北方方言则为“某某坈”。

2.南方地名词

南方地名词中，最具有特点的便是吴越地区的地名。谭其骧先生曾说过：“今浙江地方多以句、于、姑、余、无、乌等地名，与古代吴越语的发音有关”。《水经注》中带有“句、于、姑、馀、无、乌、朱”等的南方地名词有很多，如：句无、句章、句余县；姑胥、姑蔑、姑孰；馀姚、馀发溪、馀干大溪；无锡、无余国；乌山、乌程；朱室坞、朱提山等。陈桥驿先生曾考证于《绝越书》卷八：“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馀”。也就是说，汉语的“盐”字越语作“馀”。从《水经注》可以看出，当时的东南地区，地名词中多含“无”字、“句”字、“馀”字、“乌”字等，如：无锡县、无余国，句章、句馀，乌程、乌伤县，朱室、朱室坞等，而西南地区的地名词中则多含“会”字、“毋”字，如小会无、会无、会无县，毋掇县、毋单县、毋敛县等。北方的地名词中，就很少用到这些字。

（二）南北方言的融合

从公元四世纪初到六世纪之间，我国出现了一次巨大的“地理大交流”现象。“地理大交流的结果，不仅是大量地理著作的出现，也是大量新地名的出现。由于人们对故土的怀念，使‘地理大交流’在某种意义上说成为‘地名大交流’”。人口的大量迁徙使语言上产生相互碰撞、融合，因此，东方出现了西方地名用字，西方也出现了东方地名用字；北方出现了南方地名用字，南方也出现了北方地名用字。例如“朱”字，东南地区有朱室、朱室坞等地名词，西南地区竟也有朱崖、朱崖州、朱崖郡、朱崖水、朱吾浦、朱吾县等地名词。我国东南地区在古代是越族人繁衍生息的地方，所以这一带的方言应为越语，但是在越族生活的地区却出现了大量的汉语地名，如出现在卷二十九和卷四十中的清溪口、白石山、李鹊城、栅水、韩综山、王武子城、刺史山、石城县、牛渚、贵长池、东溪水、南里山等。因为时代、交通、学术研究水平等条件所限，郦道元对于这样的现象往往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比如对于一些出现于北方的南方地名词，他就笼统地解释为“北俗谓之”。这样的例子不少，仅在卷三的“又南过赤城东，又南过定襄桐过县西”这一条经文之下，其用“北俗谓之”来解释的地名词便多达21条。例如：“北俗谓之太罗城”、“北俗谓之树颓水”、“北俗谓之吐文山”等等。

语言的产生、发展、演变都是和语言使用者的活动密不可分的。语言产生之初，不同的种族和地区有不同的语言；但随着语言使用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彼此的语言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相互渗透，彼此融合。《水经注》的地名词汇再次印证了这一规律。

三、出现了一些新词与新义

（一）出现的新词

从《水经注》来看，中古出现的地名新词有“寨”、“岈”、“岘”、“交”、“坊”、“步”、“侨郡”等。其中，“寨”、“岈”、“岘”、“交”、“坊”、“步”是作为通名使用的。如：木兰寨、北岈、破车岘等等。还有带有“侨郡”的地名如：渤海侨郡，南阳侨郡，汝南侨郡，始平侨郡，广阳侨郡等。据《隋书·食货志》载，晋永嘉之乱后，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而原来的中原居民被迫南迁，这些南迁之人被称为“侨人”，当地政府在他们居住的地方设立“侨郡”等，可见“侨郡”为中古出现的新词。以上地名中出现的新词，反映了汉语词汇在中古时期的发展情况。

（二）出现的新义

如“寺”。《水经注》中与“寺”有关的地名词数量不少：卷二中的“城南十五里有利刹寺”，卷四中的“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缘旁稍进，······又至一祠，名曰胡越寺”。另外还有阿育王寺、导公寺、西昌寺、神马寺、大明寺、观鸡寺、永宁寺等。《说文·寸部》：“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段玉裁注：“《汉书》注曰：凡府庭所在皆谓之寺”。也就是说，“寺”的本义为“府庭所在”，但自从白马驮经之后，洛阳白马寺成为早期的佛教寺院，此后便出现了许多以“寺”命名的地名。此时的“寺”已专指与佛教有关的“府庭所在”了，“寺”的这个意义就是中古新出现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港”表示“小河”、“坊”为“邑里名”等等。以上地名中出现的新义，也是汉语词汇在中古时期继续发展的反映。

《水经注》虽为地理学著作，但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通过对其中的地名词语的总结分析，我们发现了中古时期汉语词汇方面的某些现象和规律。这些现象和规律，可以为研究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一定的参考。

作者：赵永慧

来源：《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3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杜佳玲

审订：贺雨婷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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