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资50亿，承包43个县的屋顶光伏扶贫项目，如今却被清光家底破产

垫资50亿，承包43个县的屋顶光伏扶贫项目，如今却被清光家底破产

2014年12月王健林承诺精准扶贫，承包贵州丹寨县的举动曾引发热议。

一次对话中，县长对他说：“你万达的利润不能带走。”王健林回应：“如果为了利润，不用这么费劲，每年固定给你5个亿，让你们自己分得了。”

这场对话超越了利益的讨论，揭开了一种全新的扶贫模式——“包县”扶贫，由企业与贫困县一对一合作，共同推动脱贫事业。

虽然王健林开创了这一模式，但将“包县”扶贫发展得最为彻底的，却是另一位商界人物——被称为“光伏老王”的王柏兴。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人？他在扶贫领域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1988年，王柏兴创立了中利集团，这是一家位于江苏常熟的小型电缆和光缆生产厂。彼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刚刚掀起，市场经济的潜力正在释放。

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和不懈的努力，王柏兴逐步将业务扩展至通信、电力和新能源等领域。

经过二十年的打拼，中利集团在2009年成功上市，这不仅为王柏兴带来了丰厚的资本支持，也让中利集团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然而王柏兴并未满足于现状，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当时并不被看好的光伏产业。

2011年王柏兴果断收购江苏腾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军光伏行业。不过几乎是在他进入这一领域的同时，中国光伏产业遭遇了欧美“双反”调查，行业陷入低谷，许多企业被迫关门。

面对行业寒冬，王柏兴并未退缩，他提出了一个颇具创新的“光伏+农业”模式：在农田上方安装光伏板发电，下面继续进行农业生产。

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为光伏行业的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

2014年国家出台光伏扶贫政策，旨在通过光伏发电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对于王柏兴来说，这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王柏兴率先在江苏、山东、青海和宁夏等地建设光伏扶贫示范基地，并将“光伏+农业”的模式推广至全国。这一模式不仅得到了市场的认可，还赢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

2016年中国扶贫日论坛上，王柏兴签下了15个贫困县的光伏扶贫项目承包协议。

次年，王柏兴又斥资50亿元承包了43个贫困县的光伏扶贫工程，计划帮助30万贫困人口脱贫。中利集团的光伏农场吸引了央视等主流媒体的关注，王柏兴成为了光伏扶贫领域的明星人物。

然而2018年，国家调整光伏扶贫政策，将重点放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对光伏发电提出了更严格的标准。

同时，地方政府被要求不得举债，企业也不能通过入股贫困县获得收益。这些调整让光伏扶贫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企业的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而且随着光伏市场逐渐饱和，国家电网的电力储存能力接近上限，光伏发电的需求开始下降，补贴的减少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生存压力。

尽管市场环境发生了变化，王柏兴仍然选择继续扩张。2018年他提出了承包200个贫困县的宏伟计划，但过度的扩张让中利集团的资金链濒临断裂。

随着资金压力的加剧，中利集团的业绩开始下滑。为了维持公司形象并稳定股价，王柏兴采取了财务造假的手段。

据证监会调查，从2016年至2020年，中利集团通过虚报营业收入和利润等方式制造虚假财报，金额高达80亿元，虚假利润甚至达到了100%至200%。

这种短期内掩盖危机的做法，为企业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除此之外，王柏兴还被指控非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109亿元，并为关联公司提供了30亿元的非法担保。

这些违规操作进一步恶化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导致中利集团的债务问题愈发严重。

在政策调整和市场压力的双重打击下，中利集团的业务逐渐失控。尤其是“转网通信”项目的失败，让公司损失了23.5亿元，直接导致债务激增。

为了填补财务漏洞，王柏兴被迫出售股份。2021年，他的股份被法院拍卖，最终只剩下6.5%的股份，这些股份也已被质押。

与此同时公司内部矛盾也在逐渐加剧，2022年，王柏兴未经董事会同意擅自动用公司资金，引发了董事会的强烈不满。

最终王柏兴被董事会免去了董事长职务，彻底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

中利集团的乱象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关注，证监会的调查显示，王柏兴涉及财务造假、非法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多项违法行为。

最终证监会对王柏兴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并终身禁止其进入证券市场。虽然这一处罚看似严厉，但相较于王柏兴此前通过套现股权获得的13亿元收益，罚款显得微不足道。

王柏兴的故事，是一个从成功到失败的典型案例。他凭借创新和远见，将一家小型企业打造成上市公司，并在光伏扶贫领域开辟了新的模式。

但是过度的扩张和对利益的无节制追逐，让他最终走向了失败。

从王柏兴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商业成功需要的不仅是远见和胆识，更需要对风险的敬畏和对规则的尊重。

无论多大的成功，一旦失去底线，最终只会走向崩塌。

王柏兴的陨落，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企业经营中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