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一特务暴露，即将被逮捕时，几个标点符号引起了公安的注意

1983年2月1日，公安干警们围在北京城的一个胡同口，为了今天的抓捕行动，他们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

这种大阵仗可是少见，周围的居民纷纷围在巷子口观看，不少人感到疑惑，这一带住的大多是老年人，究竟来抓谁？

警察打开一户人家的大门，里面坐着一个面容慈祥的老人：“请问你是李家琪吗？”

老人被吓了一跳，随即慢慢起身说：“我是李家琪。”

领队听完，毫不犹豫地上前把手铐扣在老人手上，并亮出手里的证件：“你被逮捕了。”

老人先是不可置信，随即闭上双眼，认命似地低下了头。

邻居们议论纷纷，这个李老头大伙都认识，平日里跟邻居关系很好，还经常邀请大伙去他家看电视，他能犯什么事儿？

一、当特务、娶寡妇

这位看似平凡和善的“李老头”，其实身份并不简单。

李家琪老家在河北丰润，战乱年代，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为了生存，李家琪跟随父亲来到北平谋生。

起初，李父开了一个小杂货铺，那时候家里不宽裕，没有多余的钱送孩子去念书，李家琪便整日跟在父亲身边学做生意。

见惯了商贩之间的勾心斗角，李家琪很快就学会了市侩圆滑这一套，一张巧嘴能把自己商品吹上天。

李家的生意越做越好，父亲用攒下的钱把李家琪送进学校，希望他多少学点东西，将来也好有个出路。

在学校无忧无虑的时光逐渐抚平了背井离乡的恐惧，可是好景不长，十六岁那年，李家琪的父亲去世，家里没了顶梁柱，吃喝都成问题，李家琪只好退学。

为了生存，李家琪加入了“华北铁血锄奸团”说是“锄奸”，其实就是搞暗杀的机构。

这个组织专门招募一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他们表面上打着保家卫国的旗号，暗地里其实干着拿钱买命的勾当。

在金钱的诱惑下，李家琪将曾经的抱负抛之脑后，他熟练地掌握射击、投毒、爆破等暗杀技能，逐渐受到组织的重用。

19岁那年，李家琪成为军统北平的少校组员，不到一年，又升为特备组上校副组长。

李家琪的身上沾染着不少革命者的鲜血。在某次抓捕工人的行动中，李家琪逮捕了二十多个工人代表，对他们严刑拷打，硬生生地害死了不少人。

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正当李家琪准备一条道走到黑时，他在一次情报刺探行动中被解放军抓住。

经过一系列审问，李家琪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相关部门判处李家琪无期徒刑，并将他发往青海劳动改造。

本以为李家琪会反思自己曾犯下的错，可没想到，李家琪反而愈发怀念当特务时肆意妄为的“美好”时光，他不仅没有悔意，还开始密谋如何与军统搭上线。

1975年，国家特赦犯人，李家琪被释放，政府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希望他能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但对于李家琪而言，甭管做什么工作都不如回去当特务来钱快，自打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他和每个邻居都打好关系，企图通过各种渠道实现自己的野心。

正好有一个叫陈一斌的人，平日里与李家琪常来往，有一天，陈一斌告诉李家琪，他有亲戚在香港，能接他过去那边发展。

李家琪心想，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李家琪谎称自己有个亲妹妹在香港的红棉酒楼，委托陈一斌帮忙联系。

陈一斌想着李家琪平日对自己照顾有加，立马就答应了。他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一句暗号。

正是这句暗号，让李家琪与国民党特务机关重新接上了头，恢复联络后，对方很快便寄来秘制的药水和情报，并嘱咐李家琪找机会来北京开展工作。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要知道，李家琪虽然被释放，但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司法部门的监控，要想离开，除非有一个合适的理由。为此，李家琪想了好几个晚上，终于想到一个法子。

有一天，李家琪正在上班，突然他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摔得很严重。当地医疗水平不高，如果不及时到大城市治疗，李家琪可能会变成瘸子。

负责人没有多想，立马联系了广州最好的医院，并安排司机和车子送他过去。

大伙不知道的是，这其实是李家琪使的苦肉计，到了广州后，李家琪很快便收到了特务机关打来的1000元活动经费，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巨款！

尝到甜头后，李家琪兴奋不已，更加认定自己的想法没有错。

腿伤一养好，李家琪就迫不及待地向单位申请调往北京，理由是自己的叔叔在北京工作，有个亲人也好照应。

单位领导考虑到李家琪长期以来表现良好，便同意了他的申请，殊不知这都是李家琪的伪装。

到北京后，刚一开始，李家琪确实住在自己的叔叔家中，通过阅读大量的报纸或者去机关单位门口拉家常等方式获取信息。

或许是李家琪真的有点本事在身上，很快，他就得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他把这些情报用秘制药水写下来再送出去，做得天衣无缝。

时间久了，台湾保密局的人看中李家琪的工作能力，汇给他不少用品和钱财。

外人可能不觉得李家琪这个人有问题，但李家琪的叔叔与他朝夕相处，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侄子平日里不出门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却总是出手阔绰，他的钱到底是哪来的？

叔叔想起李家琪当年入狱的原因，心里骤然一紧，他耐心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但是，碍于亲人的情面，当叔叔的并没有戳破，只是委婉地劝侄子：“你去别的地方住吧！”

叔叔态度的突然转变着实让李家琪慌了一阵，他反思自己的行为后，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迟早得被发现，保险起见，还是得有个别的身份做掩护。

想到这里，李家琪决定和一个姓王的女人结婚，这个女人守寡多年，只有一个养女，这样的人再合适不过了。

保密局得知他的想法后，大为称赞，特意寄给他一笔安家费，这让李家琪受宠若惊。

特务机关之所以对李家琪这么好，是有原因的。

建国后，国民党残留下来的特务大部分已经被逮捕，剩下的一批藏于人海，在长时间的普法教育中，早已经洗心革面，保密局想安插特务，难度非常大，对于他们而言，李家琪是个难得的人才，怎么能不重用呢？

接下来，国民党方面专门派人给李家琪送来了彩电、录音机、照相机等物品，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都非常贵重。为了打消周围邻居的怀疑，李家琪谎称来送东西的人是自己妹妹的孩子。

邻居们一听，自然是羡慕不已，而李家琪以为骗过了别人，心里非常得意，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他更加卖力地收集情报，仅两年时间便秘密送出情报100多份。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起初，邻居们的确以为来给李家琪送这送那的是他的外甥儿，可是时间久了，大伙觉得有些不对劲。

外甥儿大老远地带着厚礼从香港来到北京，当舅舅的怎么总是连一顿饭都不招待？这也太不合情理了。于是，“朝阳群众”直接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公安机关调查发现，这个李家琪根本就没有妹妹，更别提外甥儿了。再一查，李家琪干的坏事全都暴露了。

1982年初，公安机关将李家琪的罪证搜集完毕，马上就要逮捕他。此时的李家琪丝毫没有察觉，又往外发送了两份情报。

公安机关核查情报时，突然发现，其中一份文件有问题，尤其是里面的标点符号很不对劲。公安部门如临大敌，立即决定停止逮捕行动、继续追查！

二、孝女认贼作父

李家琪向外发送的这两条情报都是中央刚刚下发的文件，内容和原文件完全一致，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就连文件中的标点符号都和原文件一个不差。

太不对劲了！

公安机关的同志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李家琪一定是亲眼见到过原文。那么问题来了，这么机密的文件，李家琪是怎么得到的？

公安机关迅速展开深一步的调查，这一查，就查到了李家琪当年娶的那个寡妇王氏身上。

王氏有位养女，名叫仇云妹。仇云妹很小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抛弃，是王氏含辛茹苦将她养大。

仇云妹长大后先是在东北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北京的农业银行监察司里，平时负责收发、保管文件。

当初，李家琪要娶王氏的时候，仇云妹并不赞成，她打听到李家琪曾经坐过牢、为国民党做过事，心里十分排斥。

但是，仇云妹是个孝顺孩子，为了让养母晚年幸福，她即便是再不喜欢，也没有说出反对的话。

不过，让仇云妹没想到的是，李家琪为人随和，结婚后，他不仅格外疼爱王氏，对仇云妹也非常好。

仇云妹和丈夫的工资都不高，还要抚养孩子，过得很窘迫。李家琪经常拿钱贴补仇云妹，时不时地往她家送电视机、洗衣机。

一来二去的，仇云妹彻底放下了对李家琪的防备，开始像对待亲生父亲那样对待李家琪。殊不知，李家琪早已打定主意，要从仇云妹身上获取情报。

平日里，李家琪假装关心国家大事，一有机会便和仇云妹讨论，仇云妹秉性单纯，父亲问什么，她就回答什么，也没往深处想。

不知不觉间，仇云妹已经向李家琪透露了许多国家机密。

有一次，仇云妹无意间提到，自己工作时收到了一份中央刚下发的机密批示文件，李家琪一听，立即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说希望仇云妹能把文件拿回来让自己“学习”。

仇云妹此时已经完全糊涂了，二话不说就把文件原件带回来交给了李家琪。

李家琪拿到文件后发现，这份文件的内容太过重要，其价值远超自己几年工作的结果。

他觉得这份文件完全可以让他在组织中的位置往上升一升，于是他立即通知保密局的人赶紧来取。

保密局来接文件的人名叫蔡苹，她以探亲的名义来到北京，和李家琪接上了头。

这一次，蔡苹不仅为李家琪带来了大笔“活动经费”，还带来了一封委任书。在委任书中，李家琪被任命为“北平站站长”。

正当李家琪高兴不已，准备继续大干一场的时候，公安部门彻底弄清楚了他和仇云妹等人的所作所为。

三、收网

1983年年初，完成任务后正要离开北京的蔡苹在机场被抓获，与此同时，李家琪和仇云妹也分别被逮捕归案。

李家琪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死不足惜。

让人觉得惋惜的是仇云妹，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她原本可以继续过安稳、平淡的生活，如果她能早一点警惕，多一点防备，也不至于被李家琪利用，走到无法挽回的那一步。

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美梦醒来，一切成空。

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境外某些人员和组织获取秘密信息的手段层出不穷，不管在什么年代、不管是高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应该提高警惕。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只有时刻将国家安全放在心上，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