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 | 两种不同的互动模式

贺雪峰

一、

有两种不同的互动模式，一种是自己人互动模式，另一种是非自己人互动模式，极端的是敌我互动模式。这两种互动模式的基础不同，目标不同，方式也不同，是两种基础的互动模式，值得讨论。我们先来看自己人的互动。

从互动基础上看，从自己人互动的前提是相互认同，相互信任，因此，这种互动是启发性的，相互补充性的，是以相互理解作为目的的。

从互动方式上看，自己人互动是善意的，是建设性的，是彼此补充对方未阐述前提和预设的。自己人互动是协商式的，通过相互之间的互动以达到彼此完全理解、合作共赢的目标。

从互动目标来看，自己人互动当然是要共赢的，是互动双方都可以从互动中获益的，至少不应当有任何一方利益受损。自己人互动是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

与自己人的互动不同，非自己人互动尤其是敌我互动，互动的目标就是打败甚至消灭对方，因此，这种互动的方式就是抓辫子，打棍子，抬杠，吵架，刻意抓住对方讲话中的不完备进行诘问、攻击。敌我之间互动当然是没有认同也完全不信任的，是你死我活的，是零和博弈。

二、

从互动基础看，关键之一是互动双方彼此是否信任。相互信任时，互动双方彼此善意对待对方发出的信号。不信任时，互动双方彼此恶意对待对方发出的信号。

相互信任基础上的互动，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互动的对方有问题，互动双方就倾向继续信任对方，低成本互动，互相释放出善意，互动效率就很高。不信任的互动，双方都试图全方位掌握对方信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处，互动双方也不得不将每个环节的信息告之对方，以让对方相信自己的善意。不信任基础上的互动必然是高成本。

相互信任的互动，基于彼此信任，除非有确凿证据互动一方有问题，则互动双方继续彼此信任，互动仍然低成本进行下去。

不信任的互动，互动双方都会怀疑对方的诚实性，会隐瞒关键信息，就会要求对方自证无错，这样的互动，成本就很高。

相互信任的互动，如果其中一方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信任这个基础就没有了，就会转化成为不信任的互动。不信任的互动，成本太高，双方都累，经过若干次互动，就可能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姑且相信对方一回，也就可能转化为相互信任的互动。

相互信任的互动基于人性本善的预设。不信任则是基于人性本恶的预设。

三、

师生关系总体来讲是基于认同和基于信任的互动，因为师生之间关系太密切了，互动太多了，如果没有信任，互动成本就会很高。如果师生之间缺少信任，相互当作敌人，这样的教育就一定是要失败的。如果老师非得全方位自己证明自己是认真负责的好老师，学生非得全方位自己证明自己是勤奋努力的好学生，这样的师生关系就会变得相当高成本。当前大学中普遍存在老师不认真负责和学生不勤奋努力的问题，就有越来越严格的制度来对老师和学生进行考核，老师和学生就被这些制度所束缚住了，就不得不认真应付各种规定，反而使得大学师生很难真正去进行科学研究，创新学术。

四、

当前基层治理中同样存在上下级以及国家与基层互动的不同模式。大概有两种互动模式，一种是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基层存在问题，否则就是疑罪从无，对基层仍然信任。另外一种是基层必须自证自己无罪，实际上是疑罪从有。

疑罪从无，基层就敢于放心大胆干事业。疑罪从有，基层做事情越多，越是难以自证清白，因此倾向少干事情。

又因为疑罪从无，基层干部创业中就可能有很多灰色空间、模糊地带，基层干部就可能借干事创业来谋取私利。因为疑罪从有，基层就不太可能借干事创业来谋取私利。

国家信任基层干部，采取疑罪从无互动模式，基层普遍出现了借干事创业来谋取私利，国家肯定不可能坐视不管，互动模式就可能转为疑罪从有。当疑罪从有抑制了基层活力时，国家可能又会倾向采取疑罪从无的互动模式。

疑罪从无的互动模式，是查处问题的模式，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疑罪从有的互动模式是防范问题的模式，即使现在没有出现问题，程序瑕疵也是不允许的。

总体来讲，基层治理事务细小琐碎、具有很强的偶发性、权宜性，给基层较大治理自主权，信任基层干部，有助于减少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就是说，基层治理中，国家应当多放活，允许基层治理有较大自主性。基层治理中出现问题不要紧，发现一例查处一例。事后查处比事前预防可能成本要低得多。

当然，如果因为放活，基层治理陷入普遍的混乱，国家就应当进行运动式的治理，对基层出现的问题进行统一清理。运动治理之后进入常规治理阶段，再重建基于信任的疑罪从无的互动模式，也就可以继续保持基层治理的活力。

五、

信任是一种节约互动成本的手段。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因此本质上是不信任的。缺少信任的互动会极大地提高社会成本，基于家庭、社区、朋友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就十分重要。一个社会中，信任越广泛，社会成本就越低，这个社会也就和谐有活力，缺乏基本信任的社会是不可能治理有效的。

2021年8月11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