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能源转型要摒弃线性思维，氢能在工业应用上有巨大潜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缴翼飞 实习生刘梦生 巴库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11月24日凌晨闭幕。大会就落实《公约》《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通过20余项决定，储能容量、清洁氢市场等能源转型问题也备受关注。

如何看待近年来气候变化会议上对能源转型提出的诸多目标？全球能源格局重塑对中国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如何理解能源革命？带着一系列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COP29期间专访了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

杨雷指出，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技术、政策和市场化机制的多重挑战。而且能源转型并非线性过程，需要跳脱传统思维模式，以技术突破和市场驱动为核心，实现跨越式发展。

杨雷对氢能的未来充满信心，认为其在储能和工业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面对全球能源转型的复杂形势，杨雷呼吁通过国际合作、政策支持和市场创新，推进清洁能源的规模化应用，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强动力。

《21世纪》：COP29提出到2030年全球储能能力需提升六倍，达到1500吉瓦。你如何评价这一目标的可行性？在当前的技术与政策环境下，哪些挑战最为突出？

杨雷：储能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一方面系统建设成本较高，另一方面如何用好的问题。随着波动性风能和光能的快速增长，储能的需求也十分巨大，如果能够优化设计，它的潜力将会发挥得更好。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课题。优化储能发展路径需要从更广泛的视角切入，也要包括需求侧响应，典型的如虚拟电厂等。事实上，很多国家早在十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了相关探索，而中国目前才刚起步，但我们也可以有后发优势，比如在分布式能源方面，我们提出了分布式和集中式能源并重，这一点对于优化能源系统十分重要。

当前，新能源转型的主要阻力在于现有能源系统的基础结构。这个系统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几乎完全围绕化石能源构建。像过去从马车到汽车，再到新能源交通工具的进化历程可以看出，能源有基础设施依赖的特征，有很大惯性。所以能源转型也并非一条直线发展路径，有人认为能源转型不适合现有的能源基础设施，比如光伏消纳就越来越困难，但实际上，挑战更多源于观念和习惯的改变。

当前的关键在于回归市场驱动力。虽然政策层面已有不少措施出台，但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许多政策未能充分释放效果。如何让市场推动发展，如何让商业模式与体制机制协同变化，这是必须深度思考的问题。

总的来说，这次COP29上反复强调了“implement”和“action” （执行与行动）的重要性。不能仅仅设定目标，还需要实际的行动和落实。这也需要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才能推动真正的转型与变革。

《21世纪》：之前COP28提出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三倍提升目标和《巴黎协定》提出的1.5度的温控目标，现在包括国际能源署在内的很多分析认为实现目标存在困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雷：这个问题涉及到大量的数据和模型，国际能源署（IEA）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也起到了提醒作用。但我还是要强调，能源转型的过程并不是线性的。比如，中国提前6年完成了“风电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的目标，当时的预测其实是基于一种线性思维，按照当年的风电光伏装机量，如果每年增长20%，那么到2030年差不多可以达到当初承诺的目标，但成本的降低使得风电光伏获得了爆发式增长。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新的变革时代，很多技术突破和产业模式的变化都是快速发展的，我们不能再用线性思维来框定发展。现在社会的不确定性很多，比如技术能否突破、成本是否能够达到某个临界点，这些都很难预测。即使是经济学家也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技术成熟、成本下降到某个门槛，就很可能实现爆发式增长，但可能新的约束因素也会随之出现。像2023年中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比2022年翻了一番还多（148.1%），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很多地方开始设置红区。

回顾历史，很多技术初期都被质疑过。比如汽车刚问世时，道路与加油站的配套设施不完善，电动汽车也曾因充电难、质量差而不被看好，但这些问题都在发展中被逐步解决。我们应对能源转型保持信心，因为当前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

《21世纪》：现在距离诸多目标规划还有一定的时间窗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努力？

杨雷：现在要致力于突破各种障碍。从中国来看，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能源市场，推动市场驱动整个复杂的能源体系，包括什么时候储能、什么时候放电等，这些都需要在政策和市场中找到合适的机制。过去的模式是“切蛋糕”，收益分配是大家关注的核心。而现在，我们必须改变这个模式，转向“做蛋糕”，如果没有创新的商业模式，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是无法持续的。

放眼国际，实际上很多问题还需要大家坐下来共同商讨。很多国家在某些问题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这次COP29会议上，很多国家回避了COP28在化石能源方面的共识。还有关于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关税的问题，其实并不是所有欧盟成员国都赞成这一政策，很多国家和汽车企业投了反对票。

当然，中国在很多方面也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我们还需要不断改进，比如提升透明度、解决产业链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还有规范对于一些新兴产业的税收规则，虽然国际社会可能还不完全认可，但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对话和谈判来解决。

《21世纪》：中国去年的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达到53.9%，历史性超过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不过，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17.9%，你如何看待供给和消费两端的较大差距？

杨雷：如果看去年的统计数据，只有51%的增量来自新能源，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整个转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能效提升也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仅是能源替代，更要考虑如何提升整体效率。能源替代，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替代，是政府积极推动的方向。

另外，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它不能解决全部问题，风光的消纳还是需要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比如，耗能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工业园区发展分布式能源、建设微电网，推进“东数西算”等新模式。目前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缺乏成熟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看，推动能源转型不仅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我们需要通过实践进行尝试，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在化石能源时代，规模效益显著，越大越有效率，且化石能源的分布是相对集中的，传统上需要大电厂、大油田和大通道。而新能源则天然是分散的，风能和太阳能可以在任何地方获得，但它们的能量密度较低，因此因地制宜、就地使用最为经济。历史来看，过去的集中式发展是有效的，因为它能解决供给不足的问题，也推动了社会的高速发展。然而，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时代的需求，这一点大家已经逐步在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提出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能源体系。

《21世纪》：今年COP29达成的《氢能宣言》中也重点提到：“扩大可再生、清洁和低碳氢能生产，同时对现有的未减排化石燃料产生的氢进行脱碳。”你对这一提议有何看法？

杨雷：氢能肯定会发展起来，特别是在大规模跨季节储能方面，氢能具有独特的优势。储能电池通常是短时储能，储能量有限，抽水蓄能也有其局限性。而氢能可以储存较长时间，特别适合跨季节储能。

另外，氢气和天然气的基础设施兼容性较强，和化工产业的融合也非常紧密。例如，氢气可以转化为氨或醇，这些转换路径已经有了成熟的产业体系。过去有些专家低估了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是难以实现氢能广泛应用的，所以从基础设施比较有条件的行业开展会更容易解决“鸡和蛋”的问题。

氢能的应用场景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特别是在工业、发电和供暖等这样的传统领域。随着成本的逐渐降低，氢能的商业化发展已经崭露头角。氢能可以有效对冲风能和太阳能的波动性，只要价格合适，它将成为一个灵活的能源选择。

我认为到2030年前，氢能的规模化和商业化落地是可以实现的。许多化石能源企业未来也具备制氢的便利性。随着氢气产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规模化应用的推动下，氢能的前景非常广阔。

现在，新的产业正在蓬勃发展，氢能也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价格低廉是风能和光伏能源能够快速发展的原因，未来氢能也可能凭借价格优势实现快速增长。

总的来说，人类对新产业的认知觉醒非常重要。市场则是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政策虽然提供了条件，但最终决定规模化发展的还是市场的力量。

《21世纪》：最近几届的气候变化大会的受重视程度都有明显提升，明年最关键的将是各国自主贡献目标的设立。你对明年COP30有何期待和展望？

杨雷：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这次在COP29大会现场，看到越来越多中国的年轻人和青年企业家投身其中，我深感鼓舞，也十分期待未来的变化。

谈到增强的自主贡献目标，这不仅是客观的需求，而且非常必要。我们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事件，如果我们继续拖延不作为，最后的代价会更大，这点必须清醒认识。如果说之前我们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想法，那么现在我们已经采取了更多实际的行动。我们的新能源投资和研发力度相比以前大幅增加，尤其是新能源的快速发展已经为我们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在过去，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碳排放权和发展权，但现在看，减少排放、低碳发展能为我们带来更好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