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夫人谢青回忆黎玉：患难与共四十年

1953年6月，黎玉和夫人谢青在北京。

患难与共四十年

谢 青

我和黎玉同志共同生活了43年。近两年来他身体虽然不太好，但我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快就离开我，离开孩子们，使我们受到了沉重打击，悲痛万分！

黎玉同志虽离我们而去了，他的形象却栩栩如生，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几十年往事，也历历在目，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

黎玉同志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痛恨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从青年时期就追求进步。在中学读书期间，就组织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领导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1926年他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从事艰苦的秘密工作，同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太原、北平、石家庄曾三次被捕，遭到敌人严刑拷打，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从而也变得更加坚强勇敢。1936年，他遵照北方局的指示来到山东，和山东的地下党员一起，恢复、重建了山东省委。抗战开始，他们又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徂徕山起义。黎玉同志为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黎玉同志一生中，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始终坚守岗位勤奋工作。1943年9月以后，他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协助分局书记罗荣桓同志工作，他俩配合默契，团结得很好。他经常说：“罗政委身体不好，一些具体事情，我应多做点。”他没有星期天，经常工作到深夜。头累昏了，就戴上健脑器，使头脑清醒清醒再干。罗荣桓同志对黎玉同志的健康也极为关心，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经常让他的夫人林月琴大姐做点好吃的请黎玉同志去吃。

1983年5月18日，黎玉和夫人谢青在临沂华东烈士陵园向烈士敬献花圈。

黎玉同志勤奋好学。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党中央的文件，总是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直到吃透文件的精神为止。他博览群书，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各方面的书他都爱看，而且认真作读书札记，写心得体会。他在生活方面虽然很简朴，可是买起书来却很大方，每月都要花几十元钱。

黎玉同志是个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他一生中遭遇许多波折，但从不怨天尤人。1948年，他在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期间，在饶漱石策动下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加上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扣上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帽子”。可是，他为了顾全大局，始终克制着百己的委屈，同时，也作了最坏的准备。他说：“即使是当马夫，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也不会动摇。”有一次他还问我：“我当了马夫，你和我离婚吗？”我说：“不离！”他从这话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当有些同志提出他受到的批判不公正时，他总是耐心解释：“现在正是大敌当前，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关键时刻，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必须全力以赴保证战争的胜利，争取战局的好转。我个人受点冤屈算不了什么，只要大局不受影响，我就向心无愧了。”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黎玉同志被停止工作，后被降级使用，甚至被降到上海市某单位劳动工资处担任一名处长。尽管如此，黎玉同志却从不计较，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担的工作。几十年来，从不提受到不公正批判的事。每当有人提起这个问题，他总是说：“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会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问题。”直到1984年，黎玉向志才和其他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同志一起，向中央提出申诉。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1986年3月，终于对39年前的这一错案作出彻底平反的决定，使黎玉同志和其他同志所遭受的冤屈得以昭雪。

1976年，黎玉和夫人谢青和部分子女在北京合影。后排左起：黎晓波、黎小弟、黎晓新。

黎玉同志对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和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怀着深厚的感情。1946年，山东临沂县城刚刚解放，他就把10年前在济南掩护省委机关的老房东武老太太接到他身边。全国解放以后，他每到山东，总是买些好吃的去看望武老太太。从外地来北京的老同志，他知道以后，也总是请他们来家中作客，或者亲自到他们下榻的地方去看望。有一次，上海的赵鼎浮同志来北京，黎玉同志和我一起到招待所去看望他。不巧，赵鼎浮同志刚搬走，搬到哪里也不知道，想托王见新欣同志打听一下，偏偏王见欣同志又去外地了。黎玉同志没见到赵鼐浮同志，感到很不安。黎玉同志处处平等待人，从不摆架子，同志们都愿意接近他。在上海，他被降职担任某单位劳动工资处长期间，和全处的同志相处很好，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从上海调往北京时，全处的同志都舍不得让他离开。临别时，每人送一张照片贴在影集上，作为纪念。这本影集，黎玉同志一直当作珍品保存着。黎玉同志对战友、对同志十分负责，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不为别人出具不真实的证明材料，而且不计个人安危，与那些带着框框索取证明材料的人作坚决的斗争。“文革”中，黎玉同志的老战友、1936年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的赵健民同志被康生诬陷为“叛徒”，遭受残酷迫害。云南的“造反派”几次来北京，逼使黎玉同志证明赵健民同志是“叛徒”。当时，黎玉同志虽然受到冲击，自身难保，处境极为险恶，但仍然大义凛然，和那些“造反派”们进行了斗争，坚决不讲违背事实的话，不做违背事实的事。当“造反派”们威逼他时，他就愤怒地大喊，“我不能说假话，不是就是不是！你们再来多少次，赵健民也不是叛徒！”十年动乱中，虽然来找他外调的很多很多，但他没有写过一份违背事实的证明材料。

黎玉同志是“文革”前因心脏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文革”开始后，他被赶出医院关进“牛棚”。有一次，农机部的“造反派”批斗他，给他扣上一些大“帽子”，黎玉同志当即和他们大吵起来，痛斥他们不实事求是。还有一次，在批斗他时，“造反派”提出，他在“四清”中包庇北京内燃机总厂的“走资派”。事实正是他冒着风险保护了该厂的干部。对过去受过错误处理应该落实政策的同志，黎玉同志都是认真负责，积极热情地提供证明材料。他曾和李福泽同志一起，给1939年在“湖西肃托”中被错杀的八支队作战科长王永泉同志写了证明，使王永泉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他也曾和宋子成同志一起，为1940年在沂蒙山区反“扫荡”中牺牲的沈春成同志写了证明，使沈春成同志被追认为烈士，家属也享受了烈属待遇。诸如此类的事例是很多的。

黎玉同志对周恩来总理极为尊重，并怀有深厚感情。周恩来总理逝世后，他非常悲痛。1月15日举行追悼会时，他首先在我们家门口挂了半旗，表示哀悼。那时“四人帮”正在当道，街道居委会的人要黎玉同志把旗取下来。黎玉同志拿着《人民日报》据理力争，不仅不取下半旗，反而动员街道居委会也挂半旗。遭到拒绝后，他极为恼火。

黎玉同志严于律己，从不以权谋私，也从不利用关系为子女、亲属要住房、找工作。我们的几个子女虽然都已结婚育子，却仍和我们住在一起。当他们提出住房问题时，黎玉同志总是说：“你们都独立工作了，有了自己的单位，要在各自的单位里解决住房。我不能带头给你们办这些事。”黎玉同志的所在机关，在分房时，问他要不要，他立即回绝说：“不要。”黎玉同志有位在学校读书的外甥，因学校下放，学生一律回农村，就跑来北京，求黎玉同志为他安排个工作。黎玉耐心地说：“大家都回家，给你安排工作，那怎么能行呢？”经过再三动员，他外甥终于回农村去了。

1978年5月，黎玉和夫人谢青在北京家中和部分子女、孙辈在家中合影。

黎玉同志一生艰苦朴素，从不追求奢侈的生活。青年时期，他在白区做秘密工作时，经费短缺，常常吃不上饭穿不上衣，他说白区工作是能锻炼人的，不仅政治上，在生活上也如此。中年时期，他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生活是艰苦的。他虽然担任领导职务，却非常节约，不搞特殊，衣服破了，总是补了再穿。全国解放以后，生活稍为富裕，但他从不铺张浪费。“文革”期间，每月发给他80元生活费，房租水电就占去一半，余下的40元，仅够他和身边一个孩子的生活用费。我在干校劳动改造，工资也不高，对家庭的接济寥寥。那时，黎玉同志已经快70岁了，身体也不好，每天只买1角钱一堆的菜吃，生活是够艰苦的了，而他却安之若素。尽管如此清贫，外地老战友来京，他还是挤出钱来盛情款待。

黎玉同志对于子女的教育也是很严格的。“文革”开始时，小新初中刚毕业，小波读初中二年级，小弟小学刚毕业，学校停课了，孩子们满街乱跑。黎玉同志怕孩子学坏了，就安排他们在家里学习，他亲自给孩子们讲《实践论》，教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鼓励他们学医学、学科学。因此，当其他孩子都热衷“闹革命”的时候，我家的几个孩子却学到一些知识。后来，小新、小波下乡插队时，黎玉同志给小新买了听诊器、针灸包等医疗器械，让她为农民治病；让小波带上了他喜爱的《政治经济学》继续研读。正是由于黎玉同志的苦心栽培，孩子们都健康成长起来，小新1973年考入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又考取联邦德国医学研究生，现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小波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现正在美国攻读博士生；最小的小弟也已大专毕业，在经济战线工作。现在，孩子们秉承父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为人民贡献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这是可以告慰黎玉同志的。

黎玉同志是坚强的。他最后一次住院的7个多月中，几乎天天处于尿毒症的痛苦中，4次出现便血，有时一天便血七八次，他忍受着多种疾病的痛苦，从不叫喊一声。当大夫问他哪里不好时，他总是说：“好！好！”黎玉同志这种顽强精神，就连给他治病的大夫、护士也为之感动不已。

黎玉同志走完了革命的人生道路，离开了我和孩子们，使我感到无比的悲痛。但他的形象却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他一生为革命、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和孩子们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前进！（本文选自《深切怀念黎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