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施洋 | 大航海时代的中秘关系史

已经二十年了。我还记得秘鲁女记者柯裴（Patricia Castro Obando）来系里跟我们展示拉美国家西班牙语口音那个下午，还用的卡带，可能是她的采访机，播放出许多奇怪的声调，告诉我们“哥伦比亚的西语还算相对标准，其他各个国家变化各不相同，因为种族、教育、地形等等方面的差异……”

从那时起，我想象的秘鲁口音好像总有排箫的风声，从安第斯山那边飘飘摇摇过来。今年，离开北京之前，柯裴写了一本书记录她的中国经历，那么，我也用一篇文章来记录我的秘鲁研究吧：很幸运，我不用乘风破浪，却看到了秘鲁四个半世纪前的样子，甚至更早更早，当人们循着小小的紫花，从地下挖出土豆的样子。

环游地球一周、采购中国货物的秘鲁人

同林被甸老师一样，我并不支持“印加”与“殷家”的关联，目前只相信中国与秘鲁最早的接触发生在大航海时代：1583年，一位西班牙出生的胡安·德·门多萨，成为最早从秘鲁到菲律宾、中国，然后环游地球一周再次回到秘鲁的人。他二月初从卡亚俄出发，经过七十四天“太平的”洋流航行抵达马尼拉，休整几个月之后再次出发，表面说去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其实在船上策动夺权，最终让船因为“暴风雨”流落到南澳岛。他们一行人在福建、广东水路兼程数月，见到许多风光和人物（甚至得到罗明坚和利玛窦上门拜访，面授跟中国人打交道的办法），最后在澳门采买货物，有人启程回到墨西哥、秘鲁，而他经印度回了西班牙，最终怀着“美洲梦”再到秘鲁北方山区。

感谢秘鲁作家费尔南多·岩琦（Fernando Iwasaki）发掘出这份材料并在2019年“华人正式抵秘170周年”讲座后留给我，让中国能够了解这个跨越太平洋“游”走于中秘之间的第一人，以及他想要达成的目标：采购中国货物供秘鲁市场使用，再带回一些武器以防英国海盗德雷克再次袭击。从那时候开始，中国跟秘鲁之间，已经有了互惠互利的条件和关系。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孛露”

那之后不久，秘鲁第一次“展现”在了中国人的眼前：不知道有没有受到跟门多萨会面的影响，从1584年到1602年，利玛窦制作了多个版本的世界地图，其中都有关于“孛露”丰富和最新的信息：除了用“露”这样一个美丽的汉字，用“故私哥国”音形兼备地指印加故都库斯科，他还准确地还原了山脉、河流，尤其介绍道：“利马，地不下雨自有湿气积种数倍”，“银山”“北度西山”“此山多银矿”，并在安第斯山间空地处点评“此地不知耕种自多果蓏，人好仰给”“产香名巴尔娑（误为婆）摩，树上生油，以刀割之，油出，涂尸不败，其刀所划处周十二时即如故，如德亚国亦有之”。

当然印加人并不是不知耕种，他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有序，相当出名，但更以物产丰富天时地利的自然条件闻名，如香木树脂便是被探险家们当作《圣经》里没药一样的疗伤神药。秘鲁在利玛窦地图中占到这样的篇幅，令人感叹——周边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都没有给到，唯有地大物博的巴西（伯西尔）可以一比。秘鲁在当时作为“南亚墨利加”唯一总督辖区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物产和资源方面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从当代“议程设置”的角度看，这是利玛窦认为有必要展示给晚明官员学者的、最有价值的世界知识之一。

美洲白银换来中国的丝绸、瓷器与棉布

值得注意的是，1570年代正式开通的“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其实并不局限于马尼拉跟阿卡普尔科点对点之间，而是各自辐射着广阔的亚洲和美洲，互为产地和市场，秘鲁就是这其中最重要的动力——这里有真金白银。1545年发现的波托西银矿，在1572年采用汞齐法之后迎来产量大爆发，据说到16世纪末，世界贵金属开采中约83%都为西班牙所有，“简直可以用白银修一座桥，直达里科山-马德里的通道”，以至于塞万提斯两次申请到美洲来担任官职。

因为暴富，秘鲁权势阶层追求生活品质，也追求身份象征，自然推动利马形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聚集了几十家店铺售卖中国的丝绸、瓷器。除了当时获得享受，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莫过于发明了“巧克力杯”：1639至1648年担任秘鲁总督的曼塞拉侯爵，爱喝巧克力又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症，于是向景德镇订购了一种专门的杯碟套装，一个微敞口的直筒茶盅，无把，刚好放进嵌在小碟子上的镂空杯托。这是对中国样式的参与和改变，是秘鲁独有的外销瓷形制。

奢侈与时尚之外，中国棉布也大受欢迎，为肩挑背扛、辛勤劳作的安第斯山民提供了结实又便宜的日常穿着，甚至翻山越岭远销阿根廷。最为奇特的是，秘鲁有翔实的人口普查记录，很早就能确认中国移民的存在，而且不是依赖传统的“三把刀”，即厨师菜刀、裁缝剪刀、理发师剃刀，而是“烟花”——大概是因为成熟的火药技术吧，即使没有到今天的精致程度，那种震耳欲聋、瞬间如同神启的明灭，也是能够想见的激动人心；相信那一刻，期待成功和美丽，期待释放和狂欢，是中国人和秘鲁人共同的心愿。

不断延展的中秘关系研究

之后的故事，早期华工的经历，前大使费尔南多·德特拉塞格涅斯·格兰达（Fernando de Trazegnies Granda）已经在《沙国之梦》里进行过生动的描述，而更多的华人华侨历史研究、中秘关系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最初由法国、秘鲁学者展开，到中国社科院、暨南大学成为重镇，再到秘鲁天主教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可以看到，不仅广度、深度在不断延展，合作机制也逐渐建立起来。

当然，还有我自己。浅尝了20世纪初著名作家巴略霍“悲伤的甜蜜”，我最终转回到“哥伦布大交换”的划时代变革，尤其希望呈现西班牙统治时期，对美洲地理、物产的认知过程。其既不同于葡萄牙的直接采购，也早于英法探险队和欧洲启蒙运动，这便造就了白馥兰等在新作《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中提出的“农作物景观”，尤其是美亚欧之间移植的技术、需求、价值观、品位和理想。这其中，秘鲁提供了多少神奇的物产啊，除了用金鸡纳树皮救了康熙的疟疾（康熙后来又赐给过曹雪芹祖父曹寅），还用土豆和红薯喂饱了全世界，用百香果唤起耶稣受难的神圣感，用姑娘果——分享一个“冷”知识：姑娘果学名秘鲁灯笼果，原产秘鲁的亚马逊地区——我一时还说不清姑娘果的文化史意义，也不确定这颗小果子是因为哪个人哪只鸟哪条路到来的，只希望，太平洋两岸互望，知道历史曾经如此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