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文集》出版，近三百篇文章呈现其学术思想及文化观

吴宓为中国现代著名国学大师、西洋文学家、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1950年起，吴宓任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历史系（后到中文系）教授。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

2024年8月，在吴宓诞辰130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吴宓文集》（三卷），这是吴宓的文章首次结集出版。《文集》由吴宓女儿吴学昭在年届九十高龄编辑搜集、编订、整理完成，是继《吴宓日记》《吴宓诗集》《吴宓诗话》等作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吴宓著述的汇编作品。

《吴宓文集》收录吴宓的文章近三百篇，主要来自民国时期出版的《学衡》《大公报·文学副刊》《国闻周报》《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等报刊，亦有一些从未发表过的手稿、讲义等。内容涉及中国古典文学、西洋文学、中西比较文学、办学办刊思想等，十分丰富。

全书以创作方式为经、发表时间为纬，结合内容特点进行分类编排，“著作编（上）”收录代表吴宓之文化观、文学观，和有关办学办刊思想、思故怀人等内容的文章；“著作编（下）”收录吴宓有关西学的介绍与评论文章；“译作编”收录吴宓的翻译作品，以期呈现吴宓学术及思想的大致面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长期以来，吴宓被新文学派视为顽固守旧的保守派，其实吴宓一直在思考文化进步的问题，亦渴望“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得以发生”。他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镕铸之、贯通之，以造成中国之新文化。本书收录文章体现了吴宓在这方面的思考。

值此书出版，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海淀区风入松书店召开《吴宓文集》新书发布会，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王中忱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高峰枫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周绚隆教授，共话吴宓的学问与人生。

对谈现场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董事（社长）臧永清介绍：吴宓是现代著名国学大师、比较文学专家、诗人，也是一位教育家，是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他曾在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武汉大学及西南师范学院等校任教近半个世纪，讲授中西文学、世界历史等课程。

“吴宓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维护，对于中西比较文学的开拓与建设，对于高校教育制度的探索与实践等等，在今天看来仍有重要价值，值得我们重新审视与思考。此外，吴宓还是钱锺书、季羡林、何兆武、李健吾、许渊冲等许多著名学者的老师。季羡林曾评价吴宓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是从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真正的人，在这部《文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见吴宓穷尽一生对学问事业的追求，也可以看见他难能可贵的性情与品格。”臧永清谈道。

在嘉宾对谈环节，周绚隆就吴宓的学术渊源分享道：吴宓经受了中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实际上是学英美文学的人，但是回来以后他和一批留美的同仁又办了《学衡》杂志，《学衡》以保存中国文化的传统为己任，而这时候赶上新文化运动大背景，所以《学衡》这批人和时代主潮形成决裂，而在这个决裂中他们是不占优势的。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当卢沟桥那边的炮声响起的时候，吴宓这时候在清华里苦读古人的诗集，这时候他在想我们未来何去何从。他跟汤一介的父亲汤用彤聊过怎么办，吴宓有点悲观，说要是不行我就出家。汤用彤说不行，我们这些人要做的就是把文化保存下去，将来中华的恢复就要靠文化这种力量来维系。所以这句话定在他心里，他一辈子坚持做这个事情。《吴宓文集》的文章里面讲到，他要坚决抗战，他说能当兵就去当兵，不能当兵，即使刺刀捅到我们这来，我们照样要做好我们的文化，尽力做自己的工作。”周绚隆谈道。

吴宓

周绚隆认为，吴宓虽然学西洋文学，但他骨子里是传统的士大夫，他的整个价值观念里认为文化最重要，“某些年代，他不能发表文章时，他还是在坚持阅读，有时候半夜醒来一个人能把《红楼梦》120回的回目从头到尾背一遍，有时候半夜读《红楼梦》读得泪流满面。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坚持的东西，在那么强大的潮流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以非常微弱的力量去对抗这个东西，我们今天这样讲并不是要否定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性，而是也看到吴宓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行动的合理性，而这个合理性也被当下这个时代接受了，尤其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的强调，我们国家这几年的重视，也知道我们这个文化的传统，是我们民族强大、民族向上、民族自信和文化影响力的最强的聚合力，从这一点看，吴宓也有他的先见之明。”

高峰枫谈道，大家一般认为吴宓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像堂吉诃德一样，在一个狂飙激进的时代，他是持保守立场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我们需要用长线来看，用长远眼光看，很多人以前被认为是保守，现在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比较稳妥；以前认为是落后，现在我们会认为他比较先进；以前认为比较迂腐，现在会觉得他比较开明。所以有些学者或者学术领袖可能短期效应比较明显，像吴宓这样的人可能需要我们退后或者拉长很长的时间段，在长时间段里面看他更有意义。

“吴宓自己心目当中认为西洋文明的精髓，当然就是他所遵从的白璧德为代表的当时美国非常流行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也就是传统大家认为西方文化两个源头，一个是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一个是基督教传统，他认为这两个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放弃这两个东西，而引进19世纪、20世纪的一些新的学说，有点舍本逐末。”高晓枫谈道。

高晓枫认为，吴宓崇尚的就是要回到西方人自己认为比较稳定的、有恒久价值的文化经典和文化思想，所以要通过读更多的书，通过掌握西方更多的语言，而且要面对现实的要求，更加冷静和淡然，不要过于受现实某种政治需要或者某种文化需要的压迫，而想法稍微超然一点，来准确评估西方文化。

“我喜欢的吴宓的文章都是1920年代写得比较多，这批文章到现在正好有一百年，所以他对于西方文学了解的广度、深度，对于各个时代、各个作家的介绍评价，特别是有很多很长的文章，充分显示他对西方文学的熟悉范围之广、跨度之大，很多文章现在看起来仍然很有价值，比现在人写得都要好。这是我读吴宓的一个最直接的印象，就是如何能够有余暇，平静地的衡量西方文化传统，而不是只挑几个最当红的理论当做珍宝一样。”高晓枫说。

王中忱谈道：“1925年，清华大学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设置大学部和研究院，吴宓先生这个时候回到母校任教，并且出任研究院的主任，筹划了研究院最初的工作。但是吴宓在清华国学院的设计、规划、运营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我们最近这些年一些大学模仿或者效仿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柏林高等研究院，来创建各种各样的高等研究机构，实际上大家好像都忘记了，在1920年代中国就曾经有一批知识人做过这样的努力，并且收到非常有成效的效果。而且吴宓构想的从最根本的、系统的做西学研究的条件，当时就已经逐渐具备了。”

“这部《吴宓文集》的好处就是，它不仅仅收录了一般的大家觉得所谓纯学术的文章，也把吴宓的这些看起来事务性的、他草拟的，比如清华研究院的缘起、章程、开班旨趣和经过、研究院发展计划书等等，也收录进来了，这些文章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事务性的公文，实际上在我看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就像近些年来大家经常谈论傅斯年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写的那个工作旨趣一样，吴宓应该比傅斯年的工作旨趣还早了几年。”王中忱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