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工人子弟（一）
文 | 管新生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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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城市地标是什么？据史料云，代表上海开埠至今的建筑文化很历史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太平天国战争而诞生的以石库门为代表的前殖民时代的经典建筑，还有一类是体现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了社会主流的工人新村。这两种文化范畴，分别赋予了人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记忆。
而我，肯定是在混混沌沌之中，被上帝的命运之手轻轻一个拨弄，便实行了“跨界”行动——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父亲带领着我们举家从常德路的弄堂房子搬往了杨浦区的控江新村，一下子从石库门文化迈入了工人新村文化。回想起来，当时的我必定连片言只字的发言权也无。
那年，我实足五岁。属于小赤佬一个，用北方话说，则是小屁孩。
据一本已经发黄已经发脆已经老掉了牙的很古老的户口簿上记载，那一年为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
至今在我记忆影像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长长的镜头：父亲埋头弓腰拉着一辆很大很长的劳动榻车（一种双轮平板人力车，是当年很常见的运输工具）在一个劲儿地往前跑着，车上端坐着我、奶奶、妈妈三个人，呵呵，不对，妈妈的怀里还抱着一岁多的我的弟弟。在我的身边好像还胡乱堆放着几根长竹竿几块木铺板。那时候似乎也没什么家具，真的是穷得“清汤寡水”的无产阶级，就这样潦潦草草地开始了后来在理论层面上那么富有历史意义的乔迁之喜。
其实，当时是有另一辆劳动榻车和我们并行的，只不过拉车的是一个尚未婚娶的宁波籍小青年，所以他的车上更为简单：一桌一凳一老娘而已。他与我父亲为同一爿厂的老同事，此去大杨浦则更是成为了未来几十年出入与共的新同事。他们后来的工作单位皆为国棉十七厂。前些时日遇见了这位已然八十有余的老邻居，他至今犹记得当年他居住在8号，而我家则住4号。其实这4号8号并不真正属于我们，我们仅仅是房客罢了，工人们肯定买不起房子的，买得起房子的就绝对不那么工人了。那条弄堂唤作英华里——这三字乃是从已故作家毛炳甫先生的《算命纪事》小说集中查阅而得，在大自鸣钟附近。顺便说说，他们三人当年竟是同一爿厂子里的工友。那位老邻居姓李，至今我们见面都改不了沿袭几十年的称呼，唤他为：娘舅。而他则很奇怪地叫我：老管。当然，在我未“老管”之前，他是唤我“新生”的。
这样的长途跋涉，拖家带口，他们的脚步不但不知疲倦，而且是一路欢快。童年的我，又如何理解大人们的心事？直到近几年创作长篇说部《工人》，翻阅史料方才恍然。原来在那年头，能住进工人新村，绝对是一大幸事一大快事，当年流行的一句口号自是从历史的故纸堆中一不小心泄露了时代的心事：“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不少劳模可是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很光荣地住进工人新村的。尤为令人叹服的是，普陀的曹阳新村，杨浦的控江新村长白新村鞍山新村等等，当初连选址都是大有讲究颇具考量的，一毗邻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一紧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理工大学（原沪江大学，那时为机械学院），政府的良苦用心十分显然，期盼着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层楼。
轻轻掀动历史的台历，每一页均隐隐绰绰风雷动。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列强争相划定租界，西风东渐，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纷至沓来，在沪上圈地、建厂。时至民国，此风尤甚。1865年9月20日（清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中国的现代工业从这里起步，中国第一代的产业工人从这里诞生了。然而，直至1949年，尽管上海工人的队伍有如滚雪球一般日长夜大，偏偏却没有隶属于他们的一间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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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新生
编辑：顾金华
诵读：沈高涵（复旦大学）
音频剪辑：宁杨（复旦大学）
视觉/封面：邱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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