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无军职的开国上将之一：毛主席为何执意授予阎红彦上将军衔？

1955年9月，中央军委主持了对开国将帅们的授衔仪式，这既是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是对自红军时期以来我军各个历史阶段作出重大贡献的高级将领们的一种褒奖和肯定。由于建国初期，许多军队干部离开部队到地方工作，没有担任军职，为了更合理地控制授衔规模，1952年我国组织了一次军队干部评级登记工作，原则上没有获得军队干部等级的干部不再授予军衔。

但是，这一原则并非牢不可破，考虑到个别同志的历史性贡献和他所在的群体要有代表性，仍然有部分早已不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将领获得了军衔。1955年9月，共有51位高级将领获得了上将军衔，其中有两位比较特殊，他们没有军职，一位是曾为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作出卓越贡献的蒙古族将领乌兰夫，另一位是阎红彦。这两位都是毛主席钦点要授予上将军衔的，那么，并未参加过长征，也没有军职的阎红彦到底有什么样的贡献，获得了毛主席的认可，破例允许他获得上将军衔？这就要从阎红彦的出身说起。

出身贫寒，国共合作时期就入党

1909年10月26日，阎红彦出生于陕西安定县瓦窑堡的一个贫苦家庭，自幼生活困苦，尽管阎红彦喜欢读书，但由于家庭困难，阎红彦只读了半年私塾就被迫帮家里干活，受尽了生活的苦难。他人生的转机出现在1924年，这一年15岁的阎红彦因遭遇大旱吃不饱饭，而此时西北军在安定县招兵，阎红彦怀着“当兵吃粮”的朴素想法报名参军。虽然这是一支旧式军队，但当时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也在这支军队中有党员潜伏工作。当时负责招兵工作的李象九就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很注意在招募而来的年轻人中物色潜质好的人才，试图把他们发展成共产党员。几番接触下来，李象九发现阎红彦是一个可造之材，就时常与他交流，很快就使得阎红彦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愿意为党工作。

1925年，年仅16岁的阎红彦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时间相当早，可以排在开国上将中的前五名。入党之后，阎红彦积极参加西北军内部的党员工作，一时间西北军内部的共产主义思潮开始蔓延，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很重视部下忠诚感的冯玉祥显然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他开始在西北军内部组织“清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阎红彦参加了西北地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第一枪的陕北清涧起义，他还亲自活捉了当地县长。由于参加起义人数不多，这次起义很快就失败了，阎红彦被迫渡过黄河参加红军游击队。

转战陕北，迅速成长为陕北红军代表人物

陕北红军是红军时期重要的一支军事力量。1930年，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阎红彦率领一部分武装在汾阳、孝义、中阳地区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春与吴岱峰等人创建了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任副大队长，率部东渡黄河来到陕甘之后又任大队长。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晋西游击队先后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担任总指挥，阎红彦和吴岱峰分别担任担任副总指挥兼第一、第二大队大队长。在当时的陕北红军中，阎红彦的资历和威望仅次于刘志丹和谢子长等人。但是，很快阎红彦就遭遇到了人生低谷，阎红彦被认定是“游击习气”、“上山路线”、“逃跑主义”，被处以留党察看的处分，需要前往上海中央局接受调查。

1933年，上海中央局认定阎红彦没有问题，解除了对他的处分，并派他去军阀孙殿英那里组织暴动。阎红彦不辱使命，在短时间内就策反了对方一个团，组织了著名的“包头兵变”，充实了陕北红军的力量。

1934年7月，奉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委派，时年25岁的阎红彦秘密远赴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于10月份到达莫斯科。在完成了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任务后，阎红彦先后进入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大学学习。

但是，当阎红彦抵达莫斯科时，中央苏区遭遇了严重的军事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展长征，由于通讯被破坏，共产国际失去了与中央红军的联系。为了尽快恢复与党中央的无线电通讯，阎红彦接受了特殊的任务，携带无线电通讯密码回国找到党中央，为了防止被敌人找到无线电通讯密码，阎红彦生生地把密码本背诵 了下来。1935年4月，阎红彦奉命开始回国，经由乌鲁木齐—兰州—宁夏—绥远，历经艰险，历时8个月，最终抵达陕北瓦窑堡见到了毛主席，并把密码本交给了党中央。这样的举动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肯定，说他这是立了大功。

1936年2月初，毛主席安排阎红彦东渡黄河建立根据地，组建黄河游击师，阎红彦二话不说，马上开始准备。事后，毛主席高度赞扬了阎红彦的举动：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时，他解决得很好、很快，使得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任务！”

2月下旬红军东征时，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红30军，阎红彦担任军长，在刘志丹牺牲后，又改任红30军政委、红30军军长兼政委。此时的阎红彦已经成为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屡立功勋

“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红30军改编为第129师直属炮兵营。同年11月，炮兵营扩编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3团，阎红彦任团长。主要负责驻守河口、界首、高杰村一带，阻止日军进攻。1942年，阎红彦奉命回到延安参加中央党校学习。

在这期间，生性耿直的阎红彦对时任西北局书记高岗的行径不满，怒斥对方，并站出来反对高岗成为中央委员，认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不能重用提拔，这使得高岗怀恨在心，多次在会议上污蔑阎红彦。为此，阎红彦委屈了10多年，直到1954年“高岗集团”败露，高岗自杀身亡，大家这才明白阎红彦当年的观点是正确的，毛主席还为此找阎红彦谈话：“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只怪我当初看错了人。”毛主席对阎红彦心怀歉疚，为1955年授勋授衔时执意授予阎红彦上将军衔埋下了伏笔。

在解放战争初期，阎红彦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认真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先后在山东定陶战役和汤阴战役中，活捉了对方整编第3师师长赵锡田和原来的老相识军阀孙殿英。在淮海战役的双堆集之战中，阎红彦担任中原野战军前线指挥，亲临一线指挥，最终与华东野战军配合，消灭了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并活捉了黄维。

考虑到陕北红军需要代表，毛主席破例授予阎红彦上将军衔

建国之后，阎红彦就离开军队到地方任职。1952年全军开展评定军队级别的时候，阎红彦已离开军队转入地方工作，当时正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按照制定的开国将帅授衔规定，没有军职的阎红彦将失去授衔的资格。

右一为阎红彦

但是，当毛主席得知阎红彦的情况后，说了一句话：“这次上将名单中一定要有陕北红军的代表！我看阎红彦就是陕北红军的代表！”毛主席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陕北红军也是红军重要的武装力量，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陕北红军打好了基础，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就难以有立足之地，也就没有后来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红色政权。

在当时的开国将帅授衔时，需要考虑多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红军在不同时期不同根据地的代表性。在评定元帅军衔时，已经没有了陕北红军的代表，最有可能入选的刘志丹也已经牺牲；因此，有陕北红军背景的徐海东才得以入选十大大将。但是，如果单纯考虑军职干部，其他现有的陕北红军出身的将军要么资历不足，要么因与当时的“高饶事件”有牵连，不适宜授予上将军衔。这样一来，上将级别就没有陕北红军的代表，这无疑是一种遗憾。而阎红彦资历足够深，早在红军草创初期就参与创建了陕北红军，是当时还活着的陕北红军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向来与高岗不睦，毛主席也明白他受到的委屈。

因此，为了让陕北红军在上将级别有代表，在排除了像贺晋年和王世泰这样出身于陕北红军的高级将领后，毛主席提名授予没有担任军职的阎红彦上将军衔。因为上将军衔人数有控制，在中央军委讨论授衔名单时，当有人建议阎红彦应改授中将或不应授衔时，毛主席得知后，对阎红彦的评衔做出专门批示：“阎红彦要么不授衔，要授就是上将”。就这样，毛主席一锤定音，阎红彦被正式授予上将军衔。

事实上，毛主席在不同场合提及了这一决定的原因。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毛主席聊起阎红彦，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阎红彦（中）与胡志明

后来，1959年，阎红彦到云南任职，任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他在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期间，多次到基层调研，曾直言不讳地对强制性办“公共食堂”提出批评，很多人劝他不要出这个头，但阎红彦说：“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但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这个问题，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批示，这个问题很快得以解决。

1966年，阎红彦因有不同意见受到云南当地有关人员冲击和迫害，被迫转移起来安置。1967年1月8日，阎红彦给陈伯达打电话质问，两人在电话里争吵了一番，阎红彦急火攻心，饮恨自杀身亡，年仅58岁，他是唯一一位因受到十年“运动”冲击，自杀身亡的解放军上将。1978年1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并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