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郭士立著的《道光传》（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叙写了道光帝旻宁兢兢业业、谨小慎微的辛劳守成一生。道光帝出生于盛世之末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八月初十，登极于内忧外患之时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二十七日，执政30年；死于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当朝，即道光三十年（1850年）二月十四日，享年69岁。《道光传》对他所遇异乎寻常的国情、政情、外情、军情、官情、民情等写得淋漓尽致，展现了他的思想、性格、家庭、施治、抗英、守业等诸多活动与史事，是研究道光较为深入的一部传记。
西方传教士郭士立在采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阅读同时代人大量散文笔记，深入各种场合调研后撰写此传，全书以不同于传统中国史学的方法，通过新奇的观察角度和独特的表述方式，揭示出道光帝所处时代清王朝不可避免的日益颓败的末路，读来启迪心灵，发人深省。道光帝虽不英明神武，但也非沉迷酒色无所事事之辈，他励精图治，身处于清朝历史转折、事变旋涡的时代大潮中却回天无力。《道光传》把他一生所遇到的治国宿疾与新敌以及国情、体制、军务、内政、御侮、经济、文化等一一介绍，读者从中“穿越”至当年“亲历感受”到道光帝的思想、言行、学识、才干、选才、用人和决策，以及他在处理内政与外交等方面的利弊得失。道光自幼儒学深厚，处于宠孙皇储地位，登基时而立之年早过，不惑之年即至，可谓成熟稳重、大有可为的年纪。他目睹过康乾盛世之余光，又亲历嘉庆朝由盛转衰的现实，可以说他是深谙国情的统治者，本应有所作为、有所超越，可惜他胸无远见力有不足，无法跳出“奉天法祖”“勤政爱民”“保境安民”等安邦治国祖训，对天朝以外的广阔天地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了解极为有限，甚至固步自封。究其原因，陈陈相因的闭关锁国思想占据主导。道光帝勤政图治，鉴于王朝之积弊，他着实下了一番功夫，在整饬吏治、求贤佐治、理财杜弊、严禁鸦片、平定张格尔叛乱等事项上取得了不少政绩。他重视防灾恤民，恢复生产；倡导节俭，严戒奢侈腐化。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作者郭士立认为其基本态度是主战的，指挥了这场反侵略战争，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努力。
道光帝深居九重，尊孔读经，不谙世界，战前自大自尊和无知蒙昧，似乎可以不必苛求于他。但是，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道光帝却未能立即醒悟，认清殖民主义新敌，幡然变计，师夷制夷，思想上没有痛定思痛转变飞跃。英国的坚船利炮没有使他振聋发聩，根深蒂固的祖训亦没有丢，依然是昧于世事，因循守旧。战后八年直至道光帝逝世，他虽也连连颁诏，整顿吏治财政，但所有努力难脱过往窠臼，“可惜这些并没有超出战前所有政令，从中见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新启示，不仅林则徐前此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魏源《海国图志》也被置若罔闻；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能触动他的心思。”（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点评道光）。道光帝未能“穷则思变”“守其常而不知其变”，不审时度势，不采取新对策。
《道光传》是道光皇帝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传记，也是道光时期的中国社会史。郭士立笔下的道光帝性格鲜明，从他登基前的韬光养晦到后面的苦苦维持帝国运转，人性的多疑与无奈等等描写得十分细腻鲜活。本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对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对道光执政期间中国国情进行的分析和提出的个人看法，为西方世界进一步认识中国提供了新的视角。今天，我们从西方汉学家笔下重读那段历史，深入研究道光帝的施政思想，从中领会到时代、国家、当权者之间的深刻辩证关系，明确自我封闭是造成国家贫穷落后挨打的内部祸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教训必须牢记，可以化为振兴中华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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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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