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博弈角度看：为何杨秀清不杖责石达开

杨秀清想杖责石达开，表演“天父下凡”即可，石达开不敢有怨言。但是，杨秀清为了平衡各派力量，故意放过石达开。

一、被杨秀清杖责过的王侯

说起杖责，不由得想起明朝的“廷杖制度”，大庭广众之下打官员的臀部，是一种侮辱，是皇帝专制独裁的表现，也是暴君的典型。

太平天国的杖责，类似明朝的“廷杖制度”，却又不一样。明朝的廷杖，是皇帝对大臣的惩罚，是君臣纲常的产物。太平天国的杖责，是父亲对儿女的惩罚，属于“家事”。

太平天国宣称：“天下男子都是兄弟，天下女子都是姐妹，你们都是天父皇上帝的儿女，共享荣华，平等相待。”

儿女犯错，父母自然有资格教育，这无可厚非。那么，谁是父母呢？答案是，东王杨秀清，他享有“天父代言”的资格，以父亲口吻训斥儿女。

1848年，冯云山被逮捕入狱，拜上帝教人心惶惶，杨秀清表演“天父下凡”，及时稳定人心，从而夺取了教权，凌驾于洪秀全之上。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作为立国基础，杨秀清掌握教权，自然就可以染指政权、军权，最终集“三权”于一身，成为太平天国实际掌舵者。

手握大权，又可以“天父下凡”，杨秀清想要杖责谁，还不是简单的事。即便是天王洪秀全，杨秀清都敢下手，无视他这位“光杆司令”。

天京事变之前，享受过杖责，或者即将被杖责的王侯众多，洪秀全就是其中之一，而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也是经常被“照顾”，欲哭无泪。

韦昌辉被杖责，几乎都是杨秀清借题发挥，韦昌辉没有犯大错误，却被当众羞辱，这也是他支持天王发动天京事变，除掉杨秀清的重要原因。

1854年，“水兵事件”，韦昌辉躺枪，杖责一百大板，几天下不了床。此事，韦昌辉需要承担责任，但杨秀清是罪魁祸首。

1853年2月，太平军从武昌沿着长江东征，杨秀清对两湖渔民许诺：“到了南京之后，你们就可以回家，不用留在天国”，但杨秀清没有做到，他言而无信。

抵达南京后，两湖渔民不但不能回家，还被编入水师战斗序列，并参与西征两湖战争，这就不对了。两湖渔民，跑回家打自己人？这不是胡闹吗？水师是韦昌辉管理，部将张子鹏脾气火爆，殴打闹事士兵，终于激起兵变。

水兵聚众闹事，韦昌辉需要负责任，但杨秀清则是主要责任承担者，他需要为自己的“诚信”买单。结果呢？杨秀清没有自己反省，而是把韦昌辉、张子鹏当作替罪羊，张子鹏杖责两百大板，韦昌辉杖责一百大板，当众执行。

“水兵事件”没过多久，韦昌辉的哥哥跟杨秀清小妾的兄弟争夺房产。东王小舅子杖责“天父”权威，霸占韦昌辉家族位于天京城外的资产，韦家岂能轻易让步呢？杨秀清不管那么多，直接杖责韦昌辉，并让他自己处理家庭事务。

韦昌辉被逼无奈，只好处死兄长，讨好韦昌辉。后来，杨秀清威胁杖责天王，因为洪秀全欺负宫女，理应杖责40大板。韦昌辉见状，主动表示承担责任，杨秀清也不好将事情闹大，“天父”改口，洪秀全躲过一劫。

秦日纲、陈承瑢、黄玉琨则是在“牧马人事件”中被杖责。其中，黄玉琨是石达开的岳父，也是翼王集团的核心人物，地位仅次于石达开。牧马人事件，杨秀清也是小题大做，以“天父下凡”来羞辱诸侯王。

牧马人事件的起因是，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燕王秦日纲家门前，而秦日纲的马夫却没有起来行礼，惹毛了同庚叔。

所谓的同庚叔，除了姓杨，跟杨秀清八竿子打不着。但是，杨秀清出身低微，为了抗衡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大家族，故而极力笼络杨氏成员。

按照太平天国制度，东王最大，其他诸侯王的家属、仆人，看到东王的家属、仆人，要主动行礼，否则就是犯天条，要处以极刑。

也许是同庚叔没啥名气，马夫不认识他，没有行礼。同庚叔很生气，当场暴打马夫一顿，还扭送他去负责刑事案件的黄玉琨处，要求杖责。

黄玉琨好好劝说，让同庚叔息怒，同庚叔不依不挠，闹到杨秀清那里，说他们藐视东王。

杨秀清大怒，当即表演“天父下凡”，马夫五马分尸，黄玉琨杖责三百大板，前来求情的陈承瑢（陈玉成叔叔）杖责二百大板，秦日纲教育无方，杖责一百大板。

牧马人事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而已，杨秀清非要小题大做，嚣张跋扈的气焰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监督杖责的是韦昌辉，杨秀清想借此机会羞辱他们。

二、石达开躲过杖责，是杨秀清平衡各派力量的需要

纵观天京事变之前的“杖责”，除了石达开没有被杖责，其余主要诸侯王都逃不棍棒，确实很有意思。

石达开躲过杖责，直接原因是他在外带兵作战，杨秀清总不能表演“天父下凡”后派人去前线杖责翼王吧。

杨秀清杖责诸侯王，几乎都集中在1854年前后。此时，石达开督师安徽，又带兵征战江西，几乎没有时间回天京，杨秀清想见他一次都很困难，别提杖责了。

那么，杨秀清敢杖责石达开吗？答案是肯定的，石达开不敢反抗，也不会反抗，因为不是杨秀清杖责他，而是“父亲”，也就是“天父”。

杖责诸侯王，包括威胁打洪秀全，都不是杨秀清发号施令，而是表演“天父下凡”来进行。“天父”回家后，杨秀清才“醒过来”，问大家究竟是怎么回事，非常具有表演艺术细胞。

石达开躲过杖责，是杨秀清有意而为，他需要石达开支持，平衡各派力量，从而树立起绝对权威，为日后取代洪秀全，掌控太平天国做准备。

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一个特点，杨秀清经常“杖责”的诸侯王，他们几乎都是一个阵营，或者说是同盟关系。

都知道，太平天国实行“军师负责制”，洪秀全是“虚位”元首，临朝不理政，也没有一支直属武装力量。太平天国实权，都是诸侯王掌握，杨秀清只是其中之一，且本身实力并不是很强，靠“天父下凡”加持，才勉强成为霸主。

太平天国创办之初，权势最显赫，兵马最多，影响力最大的诸侯，是西王萧朝贵，而不是杨秀清。

萧朝贵，洪秀全的妹夫，“天父”的女婿，享有“天兄代言”资格，他的政治地位没得说。再则，萧朝贵麾下兵马众多，名将如云，本人还是一流名将。

罗大纲、林凤祥、李开芳、曾水源等可以独当一面的悍将，都是萧朝贵的人。太平天国早期，征战沙场，攻城略地的，就是这帮人。

北王韦昌辉是萧朝贵铁杆盟友，而韦昌辉又是太平天国最大的“赞助商”，钱多、兵多，家族力量非常强大。

1852年，萧朝贵阵亡沙场，但西王的力量都基本拥戴天王洪秀全，他们存在利益关系。杨秀清威胁杖责洪秀全，别人都不敢出来求情，韦昌辉却敢，道理在这。

天京事变时，韦昌辉、石达开同时接到密诏，为何石达开不回来，韦昌辉却连夜杀回京师“勤王”？道理也是一样，韦昌辉支持天王，只是被当作“替罪羊”而已。

秦日纲，洪秀全在紫荆山活动时亲自去拉拢他，肯定是天王的人。天京事变后，石达开要杀了秦日纲，洪秀全非要保护起来，无奈翼王以带兵外出来要挟，强迫他处死秦日纲。

金田起义，秦日纲带着2千矿工参加，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队伍。要知道，矿工的组织能力、行动能力，以及纪律性，远非农民可比。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杨秀清总是找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的麻烦，一言不合就“天父下凡”，当着众人之面杖责他们，极力羞辱。

石达开就不一样，他跟西王萧朝贵关系很差，对天王洪秀全也谈不上多忠诚，他不但手握重兵，而且非常有想法。杨秀清非常了解情况，石达开是可以拉拢的对象，或者让他在权力博弈中保持中立。

金田起义之前，石达开得罪了“天兄”。石达开是客家人，被土著居民欺负，地主团练组建武装，带着人马攻打石达开，抢夺土地。石达开打不赢，萧朝贵、韦昌辉率人来协助，打跑了团练，便想回家过年。

石达开担心团练再次来闹事，让萧朝贵留下来，萧朝贵则认为石达开胆小，便表演“天兄下凡”，斥责他一顿。从此，“天兄”不再关照石达开，这也是为何石达开在萧朝贵阵亡之前，都没啥重大战斗机会的原因。

萧朝贵阵亡长沙，杨秀清这位“天父”才后来居上，石达开才得以崭露头角，且独当一面，而韦昌辉、罗大纲则被冷落。杨秀清是“天父”，理论上比“天兄”厉害，实则不然，杨秀清能依靠的资源不多，且身体不好，没有精力跟萧朝贵斗。

石达开跟天王洪秀全的关系也一般，石达开除了敬佩冯云山，连杨秀清也不放在眼里，他有自己的雄心壮志。石达开是冯云山引进拜上帝教，且经常离开京师去作战，跟洪秀全交集并不多，君臣关系一般。

后来的事情发展，足以表明这一点。天京事变，为何石达开不回来，而是留在武昌坐视南京城内相互厮杀。石达开回京辅政，为何要诛杀秦日纲、陈承瑢，这两位洪秀全最宠信的人。要知道，石达开是强迫洪秀全诛杀他们，比杨秀清还要过分，杨秀清是“天父下凡”，而不是直接下令，性质是不一样的。

石达开对杨秀清也是如此，杨秀清想控制军权，必须拉拢基层将领，让他们去镇守战略要地，而石达开却不允许。江西征战时，石达开都是派自己的人马控制城池，即便返回天京参加摧毁“江南大营”之战，也是让黄玉琨、傅忠信、赖裕新等亲信控制各地，坚决不让杨辅清来夺取胜利果实。

石达开兵力雄厚，雄心勃勃，不会久居人下，跟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阵营不是铁板一块，貌合神离。杨秀清深谙斗争策略，他没有杖责石达开，就是为了拉拢他，让他支持自己，或者是保持中立，为日后取代天王减少阻力。

杨秀清没有看错，石达开确实如此，他没有遵守盟约，而是留在武昌，想置身于天京事变之外。李秀成自述书：“北王、翼王密议，诛杀东王及其兄弟三，其余皆不得多少。”结果呢？李秀成又说：“闻知天京杀戮过多，翼王与曾锦谦、张遂谋狼狈返京，计议免杀之事。”

石达开没有回来，但韦昌辉、秦日纲火速回京，杨秀清成为失败者。撕下“天父下凡”的伪装，双方铁了心要一决胜负，杨秀清斗不过洪秀全、韦昌辉、秦日纲联盟，更别说石达开加入了。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杨秀清不杖责石达开，而专门找其他人麻烦了。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