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阳群众显神威！1974年抓获苏联高级间谍，被毛主席称赞

“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朝阳群众”在中国一直是一个神奇的群体，近日又因为李云迪事件再度火遍网络。因为经常有热心群众向警方提供破案线索，“朝阳群众”又被广大网友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如今的“朝阳群众”成员身份复杂，晨起遛弯的大爷大妈，送外卖的小哥，查水表的师傅等等等等，身边的不起眼的路人都可能是“王牌情报组织”的一员。

数不清的违法犯罪分子因为朝阳群众的举报被送进了监狱。

然而在更早的1974年，一批特殊的“朝阳群众”更是协助警方抓获了秘密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马尔琴柯夫妇等6名苏修间谍。

对于此事毛主席曾经这么评价，“1974年开年我们取得了两个胜利：南面西沙海战的胜利和北面抓住苏修特务的胜利。”

1974年1月17日，在被抓获的6名苏修间谍中，一位叫做李洪枢的关键人物在供词上写下：“我背叛了祖国，深深懊悔自己走错了路，我要向人民低头认错，争取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就此，隐藏在苏修间谍李洪枢背后的故事浮出水面。

苏修间谍李洪枢

李洪枢出生于黑龙江双鸭山，从小就聪明，长大以后还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的高材生。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学生含金量十足。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哥哥嫂子一家偷偷越境跑到苏联，那么李洪枢未来的人生说不定是充满光明。

1967年4月，李洪枢暗中越过边境逃到了苏联看望哥哥嫂子一家。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是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苏联方面十分乐意从偷跑到苏联地界的中国人身上获取情报，可能是地方组织的机构，人员名单，军队驻地等。

对于这些偷渡者，苏联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大概分为三种。毫无利用价值的直接遣返回国，一分钟都不让你多待；逃过去的叛国官员或者中俄混血，经过考虑之后会被收留定居。

最后一种就比较特别，苏联方面经过长期的物色和审查，再经过专业的技能培训，一个崭新的间谍就这么出炉了。

李洪枢就是第三种偷渡者。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格鲁乌发觉他有情报方面天赋，并且有在苏联定居亲属可以为人质，安心的将他训练成了具备收发电报，格斗和医疗自救能力的间谍。

1972年6月5日，新疆边防战士在巡逻时，在我方国境线一侧发现了一个刚吃完的食品空罐。敏锐的战士立即知道，这时有人偷渡进来了，立即上报公安部。

公安部迅速反应，通知全国各省市公安部门排查各地的旅馆、饭店、交通站等人员流动频繁之地，谨防从苏联潜入的间谍。

这名秘密潜入我国的人就是李洪枢，但无论是李洪枢自己还是苏联的间谍组织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经过2年专业训练的李洪枢，在入境时就已经被察觉，入境还不到一个月就已经被公安干警秘密抓获。

出境多年，李洪枢入境时在国内已经没什么正经的社会关系。为了有个合理的出场方式，李洪枢按照苏方给的情报到沈阳某工厂联系一位老同学。

这位老同学也是许多年没有见过李洪枢，而李洪枢透露说：“家里遇到了困难，来投奔你几天。”就这样，他就留宿在了该工厂的员工宿舍里。

工厂来了不明身份的人员，保卫处觉得这个天天窝在宿舍不出门的人形迹可疑，立刻向公安局上报。

公安干警一经侦查，发现李洪枢竟然已经消失了5年之久，所以决定先将人带走审问。李洪枢这边毕竟经过专业训练，嗅觉比较敏锐。他自觉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不安全，在公安干警实施抓捕的半天前悄悄溜走了。

辽宁公安立即向李洪枢最有可能去的地方——老家黑龙江和吉林等地发布了通报。果不其然，6月29日，李洪枢在宁安县堂妹家中被抓个正着。

李洪枢本就是苏方财色诱惑下选择成为间谍，一落网他就承认自己是苏联来的特务。根据他的交代，公安找到了他入境时携带的微型放大镜、加密写纸以及电台盲发密电的时间表等特务物证。

这也就意味着，在1974年李洪枢被捕之前，我方就已经知道了他的间谍身份，并将其逮捕归案。那为什么李洪枢在1974年会与苏联的间谍外交官一起被捕呢？

双面间谍的逆用

1972年李洪枢秘密被捕以后，中央高层决定策反这名苏联间谍实施“逆用”，以此来钓出潜藏更深的大鱼。

周总理亲自指挥成立了“钓鱼”专案组，组长则是开国少将，时任公安部部长的李震，成员皆是北京市公安部高层，阵容强大。

然而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李洪枢起初不太配合。口供反反复复，甚至编造了许多虚假的信息、任务等，态度十分坚决。在感觉到我方有意争取他时，更是以沉默来抗拒。

在我方努力获取李洪枢信任期间，一次意外让李洪枢跑了出去，逃跑途中他还拨通了苏联大使馆的求救电话。

但是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差错，苏联大使馆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也许接电话的人没听懂中文，也许电话压根就打错了。

就此，李洪枢的命运再次站在了岔路口。

李洪枢逃跑途中因为太饥饿，跑到郊区时在地里偷挖地瓜吃，结果被老乡抓住扭送了回来。

当时中国社会环境风起云涌，专案组组长李震因为特殊原因突然身亡。但无论局面如何，争取李洪枢的工作不能停滞下来。

但是怎么才能迅速争取一名间谍的心呢？

周总理分析，从事间谍工作的人大都敏感，不会轻易相信他人。面对叛国者大家也总是抱有敌意的，所以相互信任才会是打开局面的关键。

专案组成员接到指令后，为了培养感情，吃住都和李洪枢在一起。他们将李洪枢当作同志一样对待，不会在他面前旁敲侧击询问情报，也不会有任何表露敌意的场面。

大家同吃同住，闲暇之余打牌聊天，慢慢的李洪枢不在向之前那么敌对和戒备，在平常打牌开玩笑的时候他也会参与其中。

但是，大部分时候李洪枢还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心事重重。专案组的成员都知道，李洪枢只有经过内心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才能下定决心展开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李洪枢的情绪十分多变。有时候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就不吃不喝，什么都不干愣在那里。

面对这种情况，专案组都是及时向周总理反映。总理批复得也很及时：“继续采取感化政策，内心挣扎已经说明了许多问题。”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李洪枢终于有了良好的转变，愿意与专案组合作，麻痹苏方特务组织。

为了提高李洪枢在苏方眼里的价值，迷惑苏方视野，专案组请示总理安排李洪枢向间谍组织发布一些真真假假的消息。

例如，某个中央领导要进行更换，提前十几天让李洪枢传出消息，这种消息在十天以后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但是这种事前能探查到中方高层任命事宜的间谍，在苏方眼中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专案组的成员一个个精明无比，除了这种没用的真消息，偶尔还会通过李洪枢发布一些奇奇怪怪的假消息。

比如新疆有个地方近期突然隆起一个大土包，疑似在修建军事基地。或者一些真真假假的军队调动情报，苏方通过其他途径探查到这些部队调度以后，对李洪枢的信任逐渐加深。

为了进一步迷惑苏方，在得到总理批示以后，专案组还带着李洪枢奔赴黑龙江甘南县。甘南县离苏联较近，也是当初李洪枢与苏方间谍约定的碰头地点。经过一系列操作，苏方误判李洪枢还在自由活动。

放长线钓大鱼

从李洪枢被捕开始算起，前前后后经过19个月的准备，专案组终于得到消息：苏联特务机构安排李洪枢在1974年1月15日晚九点半，在北京城郊接头。

将消息上报以后，周总理笑道：“可以收网了，放长线钓大鱼，这次就是大鱼了！”

大案告破之前，专案组成员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情绪，因为一点小小的失误，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接头地点被定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也就是现在的朝阳区太阳宫区域。这个地方当年人烟稀少，是间谍接头的理想之地。

在收网前之前，专案组成员经常到附近转悠，整理地形信息。按计划，总共出动300余人参与抓捕。

专业机关当然无法出动如此多的人员，于是调来了朝阳区附近的民兵。在当年民兵大都配备有步枪，比警察的火力还要凶猛，基本上就是兼职的特警。

参与收网的人员里里外外被分为三层。最外围就是由朝阳区民兵组成的保卫骨干；第二层包围圈是侦查人员；第三层就是卫戍部队。

执行任务当天，专案组早早地将接头地点一带秘密封锁。由于人烟稀少，周围几家零星住户也十分好控制，就连住户家养的狗都被喂了酒馒头，醉倒后塞在床底，防止犬吠打草惊蛇。

1月15日晚上9点30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约定接头时间已经到达，但外围专案组成员还是没有看到约定好的信号弹。

“难道是哪里出了纰漏？消息泄露了？”专案组成员心里都捏了把汗。

9点40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专案组成员捏紧了手心，“为什么目标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呢？”

而在另一边，西坝河桥下走来了两个穿着中式服装的苏联人。李洪枢小声地用俄语说了句：“我是阿麟！”对方立刻回答：“我是白桦！”

接着两人热情地拥抱在了一起，随即李洪枢将藏有情报的口罩递了过去

9点45分，天空突然亮起了信号弹。

其中一个小个子的苏联人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用俄语高喊着：“信号弹！有信号弹！我们暴露了！”

还没等3人反应过来，迅速被一拥而上的民兵逮了个正着。一同被抓获的还有坐在附近车上的3名成员。

那辆车是苏联大使馆的车，调查人员看到汽车尾灯和车牌都被糊上了。而车上所坐的人和被当场抓获的人来头可不小。

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除此之外就是李洪枢了。

汽车上当场查获了交接情报、电台以及要给李洪枢的活动经费等，人赃并获，一点矢口否认的余地都没有。被抓的5位苏联大使馆人员只得承认自己的间谍身份。

总理考虑事情十分周到，立刻安排急电通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紧急戒备，防止对方报复。并且立即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谴责。

1974年1月19日，我方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等人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苏联这番作为在世界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被克格勃荼毒的小国看到中国伸出铁拳之后，纷纷效仿，

一时间苏联情报人员损失惨重。

尘埃落定

因为我方一直对李洪枢实施秘密保护，在之后的报道中也只字未提他双面间谍的身份。几位间谍大使是怎么暴露的，永远成了苏联特务心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而李洪枢此人，因为“捉鱼”也立下了大功，之前的双面间谍“李洪枢”已经永远地留在了档案卷宗里。

此后的李洪枢，在总理的安排下，用全新的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班，娶妻生子，重新开始安定的生活。

现如今的生活，间谍可能不像原来那样想象中的高大上，但反间谍工作从来都不是少数人能做到的。

没有群众提供情报和帮助，有关工作人员也是寸步难行。

只有更多的群众擦亮眼睛，发现可疑人物积极向警方汇报，才能让那些企图破坏我们美好安定生活的宵小之徒，再无用武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