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相恺：写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题记汇编》出版之际

拙编《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题记汇编》出版了，承怀明先生的雅意，要我为书的出版说几句话。那时要作港澳游，没能应命。回来后，想了想，还是说几句为是。不过，已经是耄耋老人了，说活总爱唠叨，别怪别怪！

这是我在江苏社科院退休后应聘作河南大学特聘课程教授时在河南大学申报的一个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那时，河南大学的校长是关爱和同志。

此前我和关爱和先生并无交往，由于朋友曹炳建先生的推荐，通过考查，我才获得了这份殊荣。

我申报这个项目时，古委会的领导是安平秋先生，项目评审组的专家则是章培恒、周勋初等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给了我这个机会。

项目分成两部分——文言编和通俗编，总题曰《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题记汇编》（现在出版的是通俗编）。

我治学较重文献资料。在给台湾中正大学王琼玲教授的《夏敬渠与〈野叟曝言〉考论》（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出版）所作的前言中，曾说过：“我有一种学术理念，进行实证性研究，第一是资料，第二是资料，第三还是资料。资料是研究的基础。我相信这理念并无大错。”

在给北京大学潘建国教授《古代小说文献丛考·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中，又曾说：“我还认为，也在多个场合讲过，任何人文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史学的研究，都要以文献为基础，因为，对研究历史的了解是否充分，有时会决定一篇论文的价值甚至成败；而那种缺乏文献基础的宏论，则往往难使人信服”，“读某些论文时有恍入空中楼阁或者似是而非的感觉，则大多数是论者文献掌控不足造成的”。

在给南京大学苗怀明教授、韩国闵宽东教授的大著所作的序中，我也反复强调了这种理念。

我之所以申报这个项目，就是想为古代小说研究者，古代小说史、古代小说理论史研究编写者、古代文化史研究者提供一点文献资料。

项目获准后，我开始在全国各图书馆访书。

从北而南，我访过书的图书馆据不完全统计，就有：

黑龙江省图书馆、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哈师大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大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含文津街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华书局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图书馆、中国艺术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第一革命档案馆、朝阳区图书馆；开封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青岛市图书馆、烟台图书馆、慕湘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芜湖市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徐州师大图书馆、扬州市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金陵图书馆、镇江图书馆、常州市图书馆、无锡市图书馆、苏州图市书馆；上海市（含南汇区）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九江市图书馆、庐山图书馆、江西省图书馆、江西师大图书馆、吉安市图书馆、赣州市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杭州大学图书馆、绍兴市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天一阁图书馆；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

经我目验的中国古代小说（通俗、文言），少说也有一千二百余种。

记得项目获准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绚隆先生，从陆林先生处得知，我在做《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题记汇编》这个项目，特向我约稿。

我这个人本就比较愚钝，又是慢性子，有时还比较懒，一个项目，一拖就是二十来年。我对不起周绚隆先生，也对不起关爱和、曹炳建、安平秋、章培恒、周勋初等先生。

说起周绚隆先生和《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题记汇编》的关系，又想起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不解缘份。

记得第一次全国《西游记》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杜维沫、陈新先生，也见到了杜先生的夫人王丽娟女士。

因为李灵年先生的介绍，我得知陈新先生是个很有经验、很有水平的编辑，而我又正在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撰写《提要》样稿，想得到陈先生的指点，因此与陈先生联系上了，并把文稿《醉菩提》等寄给了他。

不久，我就接到陈先生的回信。信中对我的文稿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我还清楚地记得，信中对《醉菩提》提要采用浅近文言句式为文的方式进行了批评，提出：“《提要》的文字，不要自我作古”。我采纳了先生的意见，修改了《提要》。后来，这批文稿都登载在《明清小说研究》上。

我还听李灵年先生说，“陈新先生的眼睛很毒，经他审阅的文稿，绝少出现错误”。我曾问过陈新先生，“为什么你的眼睛这么厉害？”，他笑笑，说起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对编辑的要求：“校对有时要把文章到过来看”。

《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交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那时，文稿都是手写文字，出版前须要校对。文联出版社人手不够，我和欧阳一同前往北京做校稿工作。为了节省开支，就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地下招待所中。

那些日子，我俩还去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过杜维沫、陈新先生，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在杜先生家中，我又见到了王丽娜女士。

王女士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很有成果。我到北图访书，经她介绍，还查阅到一种收藏在国外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的复印件。这也算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缘分吧！

周绚隆先生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任职中华书局，以后又调至清华大学文学院。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他还在关心拙编的出版，这使我感动万分。

而继任人文出版社古籍部主任的居然又是南京大学博士生毕业的葛云波先生。他不弃“弃柴”，继续为出版拙编出力。葛先生的手下徐文凯编辑，竟也像当年的陈新先生一样，为学术尽心尽力，“眼睛很毒”，能够看出拙编《中国古代通俗序跋题记汇编》中的不少失误。我十分感谢他。

这倒又使我想起了一些与出版社无关的访书的事情。

那时的科技还不像现在这样进步，没有书籍影印版可供读者阅读。图书馆为了保护好馆藏古籍图书，对查阅古籍的读者，有许多限制，不能复印、不准拍照。为了防止读者有违规的行为，管理人员有时就像“防止泄密的保安人员”一样，常常监视着每一个来图书馆看书的人。我常常会感觉到他们飚过来的“警醒”的眼光。尤其是在北京文津街图书馆看书的时候。

在北大图书馆看书，我要看的是马隅卿捐给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古籍室的主任是一位女同志，管理很严。我亲眼看见，她曾对一个有着上校军衔的读者指出：“我们是学校图书馆，不是公共图书馆，外来的读者，看一本书的时间是有规定的。”

按照这样的规定，我是没办法完成任务的。无奈，我只得去找馆长说明情况。当时的馆长也是江苏人。他详细地询问我们课题的有关情况，然后拿起话筒，给古籍室的同志打了个电话，说我们的课题很有价值，“放开了让他们看吧！”

回到古籍室后，除了不准影印，我再也没受到先前所说的限制了。但在几乎所有的图书馆，我都只能一笔笔的抄写序跋、题记。

尽管如此，对图书馆当时的管理制度，我还是十分理解和支持的——因为不这样严格管理，古籍将受到损害，这对国家将是一种严重的损失。

但抄写时，容或有误，这给编辑先生带来了不少麻烦；也可能有编辑未看出的错误，将给读者带来不少麻烦，鄙人在这里一并致歉了。

近二十年的，各地访书，艰苦倍尝：我常常是一块面包，一块烧饼便作了一天的午餐晚餐。但访书也是一件乐事。每当得了一罕见本小说，特别是得见一部从未著录的小说，就像喝了一碗我们永新的酱姜酱罗卜红枣炖的老母鸡汤那样迷恋；像喝过一杯家乡的米酒那样薰薰然让我陶醉。而这种迷恋和陶醉是在大多数图书馆都能或多或少感受到的。我不后悔访书的经历！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古代小说序跋题记汇编》终于完成了。

课题的《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序跋题记汇编》虽尚未面世，《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序跋题记汇编》总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面见公婆”了。不管她是丑是娇，让世人来评说吧，对我来说，这都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