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沄：1946年远嫁台湾杳无音信，50多年后家人收到烈士通知书

无名英雄，埋骨他乡

1950年10月10日，这一天正是双十节，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发动日是10月10日，以后双十节这天就被设定成了辛亥革命纪念日。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台北，一名叫季沄的年轻女子心里涌起了浓浓的思乡之情，酸、甜、苦、辣，多种复杂的感情一齐袭来，像潮水一般瞬间淹没了她的心。

这些感情里面，第一种是担忧，她担忧的是远在千里之外、两鬓斑白的父母，不知道双亲的身体是否健康，是否因为年纪渐长患有病痛；第二种是不安，因为她此时此刻正身在监狱当中，儿行千里母担忧，作为远离家乡的女儿，只能通过给父母写信来传达思念之情，但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季沄的心里想着的只是写信给父母报平安，以免他们担心。

季沄在写给父母的家信中，丝毫没有提到自己的艰难处境，只是跟父母说了她的两个孩子们的情况：

“儿现已是中年人，目前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男叫小羊，女孩阿梅，都已会走路，呀呀唱歌。”

二十九岁的季沄，初为人母，儿女双全，还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丈夫，如果不是身在狱中，也会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吧。整天围着两个孩子忙前忙后，季沄才明白了二十多年前母亲带大他们兄弟姐妹的不容易，因此就更加思念远方的父母。

说完孩子们的情况，季沄在信中，还跟父母谈起了台湾的气候，她说这里气候很好，小羊叔母蔡芬的家乡嘉义山的气候就更好了。

季沄当时还有一个听起来有点奢侈的心愿，就是希望父母以后有机会能够到这台湾来旅游观光，为此季沄还特意在信中写明了蔡芬家乡的地址：

“可来台湾嘉义市山仔顶净水场蔡芬家，可以看到两个小孩。蔡芬的爸爸蔡招财先生已经在净水厂服务三十年，一找就可以找到。”

因为身在狱中，再加上当时两岸不能通信的形势，季沄知道自己的信是无论如何也没有办法寄到父母的手中了。所以季沄又在另一封信中，真诚地托付弟媳蔡芬，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够替自己向父母通知一下她的消息，在写给弟媳的信里，季沄也详细地交代了自己家乡的地址。

“我的爸爸妈妈远在千里之外，不知道我的境况，我也不希望他们知道我的遭遇，请您将来交通方便时通知他们一声，我家地址是江苏南通县西门通家巷二号，我父亲的名字是季厚庵，最好是不告诉他我坐笼子。”

从季沄写给弟媳的信中可以看出，她当时可能已经猜到了自己的结局，自己是没有机会再和父母联系上了，这一封家信，实际上就是季沄写给父母的诀别信。

季沄的直觉没有错，仅仅一个月之后，季沄就在台湾被枪决，牺牲的时候她才二十九岁。父母怎么也不会想到，女儿的一生会如此坎坷，季沄的父亲季厚庵是银行高级职员，季沄是家中长女，从小就是在富裕殷实的家境中长大，没有吃过什么苦，她牺牲自己的家庭，甚至生命，全都是因为心中的信仰。

季沄和父母的上一次相见，还是六年之前的1944年。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不管是在大陆，还是潜伏到台湾，季沄的对外身份都是一名教师。1944年的暑假，季沄是在江苏南通的老家度过的，因此跟父母有了短短一个月的相聚时光。

1946年，季沄和新婚的丈夫张志忠一起，在组织的派遣下，来到台湾做情报工作。1949年12月，季沄身份暴露被捕，1950年5月，张志忠也被保密局逮捕。当时在国防部总政治部担任主任的蒋经国，把大陆时期不同的特务机构进行了集中化的改革，用恐怖手段推行在台的军法统治。

蒋经国在中外记者会上宣布，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省工委兼书记蔡孝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明、省工委兼宣传部长洪幼樵、省工委兼武装工作部长张志忠等四人，均已先后被捕，并经说服转变，还用蔡孝乾等四个人的名义联名发表了一份“告台湾全省中共党员书”，劝告还没有被捕的党员自首。

“时至今日，还有部分干部和党员，畏罪逃亡，深受颠沛流离的痛苦……希望大家立刻依照政府规定的自首办法，自动交出一切组织关系，以迅速终结整个案件。”

张志忠

但之后的事实证明，蒋经国说的话实则是谎言，张志忠从未被说服，没有叛变革命，更没有出卖同志。导致台湾省共产党地下组织彻底瘫痪的罪魁祸首蔡孝乾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台湾当局国防部保密局设计委员会委员。而张志忠则是在1954年3月就遇害了，倘若张志忠真是如蒋经国对外宣称的一样已经叛变，又怎会遭到如此天差地别的待遇。

台湾《中央日报》除了刊登蒋经国的谈话和张志忠等人的“亲笔签名”，还一起刊登了蔡孝乾、张志忠等五人合照的相片，照片虽然模糊，但张志忠那张棱角分明的四方脸上，流露出的一股坚毅的神情，还有面对镜头露出的轻蔑和不服气的微笑，让人一看就印象深刻。正是这种桀骜不驯的精神，让穿着粗布衬衫的张志忠，焕发出令人肃然起敬的风采。

张志忠拒不合作，看到有新的同志被抓进监狱，总是大声喊道：“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1953年10月，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事法庭宣布了对张志忠的判决：

“被告，张志忠，年四十四岁，台湾嘉义县人，住台北市衡阳路第八号业商，在押。张志忠（即张梗）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用外，没收之。”

1954年3月张志忠被执行枪决，而张志忠的妻子季沄，早在1950年11月就已经被枪决。季沄的丈夫张志忠是台湾人，当初季沄嫁去台湾，从此就杳无音信，父母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却怎么也没想到女儿早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因为是秘密潜伏的身份，季沄的家人一直不知道她和丈夫张志忠的真实身份，由于季沄去了台湾的缘故，季家的人在特殊时期还遭到了打压和区别对待。

儿女早夭，两代悲歌

在季沄被捕入狱的时候，她带在身边年仅三岁的儿子小羊也跟着她坐了牢，一岁多的女儿阿梅因为在嘉义老家才侥幸逃过了一劫。

当季沄走上地下工作这条道路的时候，她就知道，要牺牲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更可能会连累到家人。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幼小的孩子跟着自己一起在监狱里受苦受罪的时候，季沄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将孩子送到外面的世界去，让孩子上学读书，跟其他孩子一样，幸福地生活，快乐地长大。

可怜的小羊，就跟小萝卜头一样，跟着大人一起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生活。小羊和母亲一起，被蒙着头押下吉普车，关进了保密局南所狭小的牢房里。仅半个榻榻米大的牢房里，关了十一个人，再加上小羊这个三岁大的小男孩。

三岁大的孩子，睡觉正是不老实的时候，爱蹬腿，需要很大的空间，然而可怜的小羊，却只能在这个空间逼仄、空气闷臭的牢房里，跟大人们一样，像沙丁鱼一样侧躺着睡觉，脚无处伸，身子也动弹不得。白天，大家只能靠着墙壁，分两排坐着。

因为牢房里闷热，季沄给小羊剃了个和尚一样的小光头，他的两条腿上被蚊子、臭虫盯得大包小包。在这样的环境下，小羊难免哭闹，季沄一边照料孩子，还会经常被带出去拷打审问。

特务们都是毫无人性的，当时保密局里面有一个名叫谷正文的特务，曾说过，因为怕自己还有一点人性，所以早上起床从来不洗脸，也不刷牙。但不管特务如何拷问季沄，还是拿孩子威胁她，她始终不屈服。在无比煎熬的日子里，唯一令季沄欣慰的，就是在放风的时候，可以趁机跟丈夫张志忠打个暗号，联络一下。张志忠一度享受过“特殊的待遇”，还可以出来散步，这个时候就能抱着小羊玩耍一下，享受难得的父子天伦之乐。

小羊

虽然身处在地狱般的牢笼里，但小羊依旧难改孩子活泼好玩的天性，狱友们都很喜爱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她们说：“小羊很可爱，也很可怜”。小羊在牢房里待不住，白天，季沄就请求看守把孩子带到外面去玩，有很多看守也是从大陆当兵过来的，看到小羊，难免会想起自己的妻子儿女，动起了一点恻隐之心，就会对小羊比较宽容。

但也一些心肠很坏的看守，会找机会欺负小羊，有一次，小羊从外面回牢房，是哭着回来的，他对妈妈说：“有个看守用晒衣服的夹子夹我，夹得好痛！”季沄听了很生气，一直在牢房里面大骂，那个看守自知理亏，不敢吭声。

过了一段时间，季沄、小羊和一些女性难友一起，被移到了保密局北所，北所是铁工厂改造的，这里房间比较大、比较宽，大人终于可以平躺着睡觉了，小羊也有了玩耍的空间，他经常在牢房里唱“中华民国国歌”给大家听，唱得歌词却是“三民主义，你党所宗……”。小羊虽然才三岁，但对父母从事的事业，他幼小的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稚嫩的判断。

季沄和小羊被移送到军法处看守所后，获得了批准，可以和张志忠的家人通信。1950年9月，在牢房里关押了一年之后，法官终于同意了让小羊回嘉义。当时季沄也收到了张志忠托人带给她的口信，说他“人很健康”。季沄写了两封信给弟妹蔡芬，蔡芬是张志忠弟弟张再添的妻子。

“小羊已长大，会唱许多歌，只是不大胖，肠胃不十分好。本月五日，法官已答应，允许小羊回嘉义，我也写了张报告请求批准，等批准这事时，请求再添来台北，领孩子及箱子两只、包袱两个。”

从季沄的信中可以得知，小羊爱唱歌，天性是活泼的，但是因为狱中营养不良，身体发育得并不好，肠胃还留下了病根。另外就是小羊回嘉义的事情马上就有着落了，到时候请小叔张再添来台北将孩子和行李领回去。

还有一点是季沄在信中多次提到的，就是感到非常对不起家人，一是他们不能在年老的父母跟前尽孝，不仅从来没有拿钱出来帮忙家中减轻负担，反而还让父母担忧。自从张志忠去大陆参加革命以后就跟家中失去了联系，母亲以为他牺牲了，每逢过年过节都哭哭啼啼地祭奠，好不容易回了台湾，谁承想又被关进了牢房。

二是季沄的两个孩子，他和张志忠都身陷囹圄无法抚养，阿梅一直在嘉义由蔡芬养大，蔡芬当时也已经怀孕，非常辛苦，现在小羊也要家里人来负担，季沄既感激又难过，觉得万分对不起他们。

被小叔张再添接回家的那天，天真热情的小羊，还专门透过牢房送饭的门洞，一间一间地跟阿姨们说再见。压在季沄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没有了，然而当小羊离开以后，季沄又忍不住一个做母亲的思念，她清清楚楚地记得小羊的出生时间：

“小羊今年是三足岁又三个月，是三十六年（1947年）六月四日上午一点钟出生，到明年秋天，可送往幼稚园读书，台北户口名杨扬。”

季沄事无巨细地跟蔡芬交代，小羊经常发两种病，一种是皮肤病，一种是肠胃病，要每天给他洗澡换衣服，不要多给东西他吃。是因为牢房地方小、人多，自己才给他剃的和尚头，回去以后一定要给他留头发。

对于她和丈夫张志忠从事的事业，季沄不能向外透露，但对丈夫张志忠，季沄在信中是这样说的：“是真的，小羊的爸爸很好，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人好，只是因为事情没有清楚，没有到军法处来。”在信里，季沄心心念念的是要把箱子里张志忠的冬衣，送给他好让他过冬，还有想让家人送点钱来，因为她想买点牛奶、肥皂、报纸给丈夫。

季沄还交代蔡芬，把四个小孩的照片，还有张志忠报纸上的照片寄过来给他，和丈夫、孩子都不能相见，唯有通过看一眼他们的照片，排解思念之情。1950年10月10日，季沄在给父母写下了那封诀别信之后，又给小羊写了一封信：

“爸爸妈妈都坐笼子，你要好好地在家玩，明年还要读书，长大了可以写信给爸爸妈妈，送东西给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就很爱你。”

季沄知道，自己是等不到小羊长大的那一天，也等不到小羊给自己送东西的那一天了，面对这一切，她的内心很平静，当难友计梅真遇难后，她给小羊写信说：

“计梅真阿姨在临死以前，还问我小羊回去好吗？计阿姨很爱小羊的，是不是？”

1950年11月10日，季沄从军法处寄出了她给小羊的最后一封信：

“爸爸妈妈都不在，小羊不要哭，和阿卿一同好好玩，礼拜天，爸爸妈妈就坐火车回家了……这里的阿姨时常也想到小羊，她们都不会像计阿姨、钱阿姨会死掉，她们将来会出去，你会看到她们的。”

1950年11月19日，张再添夫妻在报纸上看到了季沄被处决的新闻：

“保安司令部（十八日）清晨六时在本市马场町刑场枪决男匪谍四名，女匪谍二名。女匪谍季沄，二十九岁，江苏南通人……专门负责刺探政府高级人员行动情报，季沄等六犯共同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依法各处死刑。”

季沄牺牲以后，张再添夫妇并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们一直不知道她的尸骨流落何方。1954年3月，45岁的张志忠被枪决，这次张再添收到了通知，他将二哥的骨灰带回了新港老家安葬，同时也给季沄立了一个衣冠冢。

令人悲伤的是，季沄和丈夫张志忠的牺牲，并不是这一家人悲剧的终点，在季沄夫妇的墓旁边，还埋葬着他们的儿子杨扬，也就是小羊。杨扬并没有如母亲季沄希望的那样，去到外面的世界以后，在阳光下无忧无虑地长大。不仅没有父母的疼爱，杨扬还因为父母特殊身份的关系，从小就受尽了冷眼和区别对待，他逐渐从那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敏感忧郁的青年。

杨扬读完初中后，就没有再继续升学，后来到部队当了兵，还中了圈套，签了字要被派去大陆做情报工作，不管是当兵还是做国民党的特务，都不是杨扬的意愿，1968年元旦，年仅21岁的杨扬在台北长沙街的一间旅馆服毒自杀。在自杀前，杨扬曾写信给报刊编辑柏杨，问了两个问题：

“一、是不是没有同父母兄弟或父母已死的人可免服兵役？

二、如现役中，有上述事项，是否可以申请退役？要如何办理？”

杨扬的小叔张再添像当年抱回二哥张志忠的骨灰坛一样，将杨扬的骨灰坛带回，安葬在了他的父亲张志忠和母亲季沄（衣冠冢）的墓穴里头。张再添对人说：

“我知道，小羊十二万分不愿意去当国民党的兵，而他在部队也常常受到欺负。我认为，这应该是他自杀的原因吧！”

杨扬的妹妹素梅，比杨扬小三岁，在二叔张再添的眼里，是他们养大的六七个孩子当中最爱干净的，却不幸在高雄工专毕业后，得了肠癌，先后做了三次手术，还是在二十六岁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张再添最难过的是，像他二哥张志忠这样一个一生都在为台湾人民谋求幸福的民族民主运动的斗士，就这样长埋地下，永远被人们所忽视竟至遗忘了。

季沄和张志忠，还有他们的儿子杨扬，被埋葬在嘉义新港通往云林北港县道公路的旁边，那里杂草丛生，一片荒凉，虽然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车辆如梭，却没有人朝那里多看一眼，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生平。

但英雄并没有被永远地遗忘，1998年，历史的真相揭开，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追赠张志忠和季沄革命烈士称号，季沄的家人收到了烈士通知书，那段荡气回肠的故事终于为世人所知晓、所谈论。季沄1950年双十节写给父母的那封家信，在60年后的2010年，也被带到了江苏南通的老家，交到了季沄的亲人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