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影响因子——谁在用它挣大钱？

影响因子是“学术公器”吗？

我之前将现今中国科学界顶礼膜拜的“影响因子”比作“学术江湖的《葵花宝典》”，说不定已经惹了众怒。

有人会非常自然地问：影响因子难道不是国际科学界对科研成果公认的最客观评价吗？确实，许多中国科学家和公众对影响因子的权威性深信不疑，“影响因子”神话已经对他们产生了严重误导。影响因子在中国当下的期刊评价体系中，特别是在科技期刊评价中，已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例如英国的《自然》（Nature）杂志，如今在许多中国学者心目中绝对是高居神坛，而它之所以被学界捧上神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影响因子游戏中长期遥遥领先——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高达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七。

这种迷信和崇拜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下面的例子可见一斑：2006年《自然》杂志上的文章介绍说，这年中国科学院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给出的奖金是25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奖金超过30万元人民币。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自己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此后十年，“盛况”不减，国内普遍将影响因子用于衡量学者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

2014年影响因子排名前十的期刊

非常奇怪的是，国内学界对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几乎没人关注，更没人注意到它纯粹的商业性质。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普遍从一开始就跪倒在影响因子面前，将它误认为是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

本文要做的事，就是告诉你这样一个事实：“影响因子”是一家美国私人商业公司用来挣大钱的产品。知道了这个事实之后，你仍然愿意热爱影响因子，仍然愿意对影响因子顶礼膜拜，仍然愿意将影响因子视为国际科学界的学术公器，那是你的自由。但至少有一点：这和我们通常认为的“学术公器”总是有所不同了吧？

一家名叫“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商业公司

之前，我感叹中国人办杂志特别老实，其实我们中国人在给公司起名字的时候也一样老实。

每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如今被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SCI可用来检索科学论文被引用的情况，JCR则是SCI的衍生产品，它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这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许多人一直想当然地以为，它们是由“国际权威科学机构”发布的。而实际上发布这两个玩意儿的，究竟是什么机构呢？

发布这两个玩意儿的机构是“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简称是ISI）。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1992年起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收购在旗下。只是ISI的这一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广大公众和学界人士所知。对于习惯于名实相副的中国人来说，这未免太出人意表了。但是要记住，这个游戏是在美国玩的。

ISI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2017年）的私人商业公司最初曾使用“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名称，这听上去和美国不少搞伪科学或神秘主义的机构气味相似，效果不很理想。1960年加菲尔德将它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晚年加菲尔德功成名就，笑看生平，踌躇满志，对于自己早年的“成功之道”不再隐讳，在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认，他要的就是这种鱼目混珠的效果：“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盈利机构。”在美国这样做并不违反法律方面的任何条规，但在老实巴交的中国公众所习惯的观念中，这几乎已经涉嫌欺诈了。

信息帝国惊人的商业利润

加菲尔德的小公司于1964年投产SCI，完全是一次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的股权以50万美元卖给了华尔街风投。最初SCI的发售价格为每份700美元，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这倒并不奇怪，稍稍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居然来自红色中国。至1971年，公司的利润连年以年均27.5%的幅度增长，随后又不断开发新产品，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

1988年，加菲尔德把ISI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汤森路透以2.1亿美元价格收购JPT出版公司——主要就是为了得到ISI，当时ISI在全球已经拥有30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1500万美元。

至于如今ISI的盈利规模，因为事涉“商业机密”，很难获得公开数据。但可以根据国内一所著名985高校的有关数据略加推测：该校目前订阅ISI七种信息产品，每年为此支付费用超过200万元人民币。全中国、全世界有多少所类

似的高校？考虑到国外高校在购买此类数据库时往往比国内高校更为慷慨，再考虑到ISI在1992年就有30万客户，就不难想象加菲尔德的信息帝国如今的盈利规模了。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情况。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的问题是：什么期刊可以进入SCI？这种进入和金钱之间有关系吗？

SCI早期收录期刊时并无统一标准，主要由加菲尔德的团队根据经验鉴选，但人为经验往往有很大局限，后来加菲尔德将收录期刊的筛选标准归纳为三条：引用情况、杂志本身的形式要件、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估意见。但是加菲尔德自己也承认，这些规则在早期运行过程中已经存在“灵活操作”的余地：“我们每年做完杂志收录预算，一如既往总有一些杂志出版社或编辑会表达意愿，希望他们的杂志能被收录进来。……我们要么告诉杂志主办方等下一年，要么让他们同意自己支付杂志收录的相关费用。”加菲尔德对此的自我辩解是：“原则上这是好事。但也造成一些下意识的猜测，认为杂志可以靠钱买进CC或SCI的收录名单。”

事实上，这样的事只要换个形式就可以发生。《科学美国人》（Scientifc American）1995年的一篇文章批露，墨西哥一家期刊为了能被SCI收录，每年被要求花10万美元订阅ISI的产品。这篇文章让汤森路透大为光火，威胁要将《科学美国人》告上法庭，后者迫于压力，不得不做了更正声明才了结此事。

SCI如今俨然已成科学界的“黄金俱乐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科学期刊一经收录，即登龙门，被看成“权威”标志。在SCI面世不到十年的时候，一些杂志已被要求为自己的“准入”费用买单，而在坐落于纽约时代广场的汤森路透公司旗下（2016年又被转卖到科睿唯安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和SCI、JCR等产品背后的商业运作，究竟是何光景，确实给人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一件可以参考的事情是，高级俱乐部通常都要求成员交纳高昂的会费。

来源：《科学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