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仲：翻炒明星“死因”的谣言狂欢，怎么治？

来源：环球时报

日前，有关某男明星去世原因的相关谣言再度在网络上大肆传播，甚至有人公开、散播经伪造的遗体照片，此时距他离世已超过8年。热度之高，使该男星的父母、好友等人不得不再度出面进行解释与辟谣，这给他们本已平静下来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压力与麻烦，更是对公序良俗与法律的严重挑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未经许可发布伪造、修改后的他人遗体照片，捏造事实侮辱、诽谤他人，已构成刑法第246条的侮辱罪和诽谤罪，情节严重者可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

其次，这起事件有别于其他类型谣言的传播机制。第一，谣言主体是一个形象正面的公众人物，粉丝众多，而其结果也是悲剧性的死亡，本身自带极大的话题度与讨论空间。第二，随着谣言的传播，事件的“案件”性质令不少后参与受众的关注点其实与明星本身无关，而是集中在猜测潜在的“幕后黑手”是谁，享受“抓犯人”这种悬疑剧般的破案心态。明星的家人则更多是作为所谓“线索”或“答案”的知情人角色，是受到事件本身溢出效应波及的无辜者。第三，该事件之所以多年来被屡次提及，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由于参与者给予自身的定位是“侦探”，对于长期不能反馈给他们“有效线索”的男明星亲友产生了明确的不信任感，致使男明星亲友陷入了类似于“塔西佗陷阱”的境地，无论如何努力辟谣都不再被这些“侦探”所接受。这是这起谣言风波历经多年无法平息的重要原因。

在话题参与者们陷入狂欢式的集体讨论中时，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在互联网的面具下，他们自诩为他人伸张正义，抢占自以为的道德制高点，并结成团体互相支持，攻击一切不符合他们预期的外部声音。这在传播学中被称为“群体极化”，互联网时代则加剧了这类现象。另一方面，“正义感”的错置，也让他们的手段逐渐极端。据报道，除造谣、传谣外，甚至有人发私信辱骂、威胁男明星的父母。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带来的道德推脱心理，有效减轻了他们在向外界施加网络暴力时的心理压力与负罪感，麻痹了能让他们自行终止施暴的“刹车”。

就人类而言，可以说“阴谋论”天然容易有市场，因为这符合人类的大脑运行习惯和机制。人类大脑在试图理解复杂世界时倾向于简单化、标签化。而阴谋论往往会提供一种貌似简单明了的叙事，将复杂的事件或现象简化归因于某个未知，使事件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降级。但这也恰恰证明了阴谋论是脱离现实的，是站不住脚的，更别提以阴谋论去逼问当事人亲属，索要自己期望的那个“答案”了。因此，与其说所谓“调查”是“替天行道”，不如说这更像是一场满足自己私欲、释放负面情绪压力的集体狂欢。

要想根治这类事件，一在严肃法律追责，让相关法律规定真正长出牙齿；二在严控传播链路，压实平台管理责任与机制。目前，不少受到波及的无辜者已选择报警，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群体化的施暴者中精准定位涉嫌侮辱诽谤的犯罪者。《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虽然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处置意见，但如何具体追责，让处罚落到实处，还是要靠有关部门强化执法力量、优化诉讼流程，既降低受害者维权成本，也让施暴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此外，平台方必须更积极主动地承担管理义务，完善处置机制。从谣言的传播链路分析不难看出，阻止谣言传播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平台把关，特别是当某类信息得到算法大量推荐时，平台应落实更准确高效的审查机制，安排专人负责监督最终推荐名单，确保没有“漏网之鱼”，将谣言的传播从源头与上游扼杀，避免下游的公众被谣言所裹挟。

严格来说，在当今分众化、去中心化的媒体时代，根绝互联网上的谣言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管控谣言的关键就是把好“传播关”，掐断其传播链路。无论是针对该男明星去世的“阴谋论”，还是其他形式的网络谣言，都属于我国正开展的网络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头部分。随着“清朗”“净网”等项目的不断推进，网络水军、网络诈骗等“黑灰产”将越来越少，造谣引战者也将无所遁形，留下一个真正“清朗”的网络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还逝者及逝者家属以宁静，给他们最大限度的抚慰。（作者是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