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后的南京毒品有多泛滥？仅南京日军毒品获利就可造四艘航母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伴随而来的是日军疯狂的杀戮，三十万同胞遇难。

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其遇难人数之多，关注度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相信喜欢看历史的读者们都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大屠杀之后的南京社会是怎样的，其史料记载与媒体则鲜有报道，造成很多人对这一段历史的了解很少甚至没有耳闻。

但不管怎么说，日军占领的地区，人民是一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胆战心惊的过日子，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当时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举例，日军占领之后，在南京城内繁殖出了三大毒瘤——慰安所、大烟馆以及1644细菌部队。

尤其是日军以及日伪政权设立的大烟馆，导致毒品横行，大量的金钱外流、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动荡不安。

日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公然贩卖毒品，可以说是一个一石二鸟的阴险手段。

其一：巨大的利润可以满足其战争需要。

其二：毒品的腐蚀可以使人思想麻痹、丧失斗志，这样日本可以在占领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来奴役中国人民。

“日旗所到之处，毒品随之。”这是1939年国联禁烟组主任罗素对日本在中国广大占领区大规模、长期地推行鸦片毒化政策所造成的毒品猖獗泛滥所作的形象而深刻的揭露。

当代日本学者江口圭一也指出：“像日本这样在占领区与殖民地大规模进行鸦片生产、贩卖和使用的情况，在战争史上绝无仅有。”

在日本当局对毒品毒化政策周密的策划与疯狂的实施下，南京的烟毒迅速而广泛地扩散，几乎波及、深入到每一条大街小巷，每一家企业、机关、学校、每一个家庭，甚至波及、深入到驻防伪军的官兵与监狱的犯人。

南京成为日本当局在中国占领区推行与实施毒品毒化政策最典型、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早在1938年11月，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对南京毒品泛滥的情况进行数月的认真调查后得出结论：“当时的南京约有5万人吸海洛因，相当于1/8的南京人口。”

而这仅仅是购买并吸食较便宜的“私土”海洛因的人数。

到伪政权认可的“宏济善堂”的烟馆购买吸食“官土”的烟民则更多。两者相加人数则更为惊人。

在日伪的宣传鼓励与政策带动下，南京烟民的人数还在以每月1%的速度不断增加，并向各年龄段、各阶层，各职业延伸扩展。

1938年12月27日，上海租界的《申报》刊登题为《沦陷一年来之首都汉奸献媚——借烟妓以繁荣，游击宣威杀哨兵于不觉》的报道，揭露道：

海洛英、鸦片、白面公开抽吸，由督署划定区域，每区均有土膏局之设立。烟民众多之区，土膏营业局每有二三所以上，此类土膏局为伪督署所设立。除土膏局外，各区吸售所及烟馆栉比鳞次，平民受骗进内者，不乏其人，故营业不坏。各种毒品中，白面价格顶贱，吸食便利，新上烟瘾者，大都必经吸食白面之阶段。伪署人员及汉奸更尽力推销。平民受毒害者日增。日军特务机关毒化中国民众、欲使中华民众陷于亡国灭种之政策，闻之令人发指。

仅仅过了一年，1939年年底，上海《大美晚报》主笔高尔德专程到南京进行社会调查与采访，以采访所得写成文章揭露南京毒品贸易真相，发表在上海英文报《密勒士评论报》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上海有正义感的中、外文报纸纷纷转载或报道。例如影响很大的《大陆报》在1940年1 月19日以《黑化之南京——三分之一居民成鸦片吸食者》为标题，报道了此文内容；另一家《新晚报》，在同日所作报道，冠以《南京几乎成烟土世界》的醒目标题。

高尔德说：全南京市已有1/4甚至1/3的人口(有警察说其比率甚至更高)已为伪政府与日军供应的毒品所污染。

当时的南京人口有40万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的话吸毒的人数则在10万人以上。

一位日本官员更透露：吸毒者各个阶层，各个年龄段都有。包括老人、小孩、医生、警察等等。

一位老教师因此感叹说：“一年后南京将无一好人。”

日本当局长期大规模地向中国人民倾销鸦片毒品，有着极其险恶的用心与目的，如当时国际社会所揭露的那样：“日本对于贩卖毒品，可获两种利益。贩卖毒品所获之收入，可作为侵略中国之费用；二为用强迫手段，毒化中国人民，使之日趋衰弱退化。”

第一，日本当局通过贩卖毒品，掠夺中国人民的大量财富，以供其侵略战争机器运转之日益增加的需要，以达到其“以战养战”之目的。

据有关资料表明，在日本侵华期间，整个中国的沦陷区吸毒人数高达3200万，基本上占了中国总人口的1/10，日本通过毒品贩卖推销，每年从中国沦陷区获得的收入高达5亿多美元。

南京是日伪统治中国的中心地区。南京鸦片与海洛因等毒品的销售量巨大，日方从中获取了惊人的巨额利润。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1939年1月，伪“南京市戒烟分局”规定发放烟土数量，丙等土膏行每日发烟土50两，乙等土膏行每日发烟土100两，甲等土膏行每日发烟土200两，南京全市各大、小土膏行每天烟土交易量共5000两。但各土膏行每日申报的数字早已远远超过此数，达每天交易量约6000两，则每月烟土销售量18万两。以当时南京鸦片“官土”销售价为每两11元法币(后上涨至每两11.5元、12元)，则每月销售额约200万元。

到1940年8月，上海“华中宏济善堂”总堂硬派南京分堂每月须售“官土”涨至30余万两，涨了近1倍，则每月销售额达300万元左右。在这同时，由日军特务机关与日本商人、浪人直接经营的“私土”和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销售总额，大致与“官土”销售额相当，每月也高达约300万元。若两项合计按每月销售额600万元计，一年销售额达7000多万元。

累计从1938年到1944年6月，南京一地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销售总额4亿多元，除去“成本”，利润高达3亿多元。

日本当局在南京推行的毒品毒化政策获得如此惊人的巨额利润，除少部分充作伪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烟土商人的利润外，绝大部分被日方通过“华中宏济善堂”拿走。担任“华中宏济善堂”经理的盛文颐说：“鸦片利益支配情形甚为机密，系与东京直接来往，即在华日机关亦无从知其详也。伪政府仅提取细微之税款。”

担任“华中宏济善堂”理事长的日本人里见甫则承认：“宏济善堂计所得利润，最初上交给特务部，以后又上交给兴亚院。”至于由日军特务机关与日本浪人、商人直接经营的毒品利润，则全数为日方所有。

日方当局若以向南京等中国占领区倾销毒品获取的巨额利润用来扩充军备，按日本学者江口圭一的计算，当时日本建造一艘航空母舰(载重25675吨，舰载飞机84架)，所需费用为8000万日元，则南京一地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销售获利就可造此种航空母舰约4艘。

日伪当局在毒品倾销中，除可获得巨额利润外，还以伪政权“戒烟总局”与南京地方分局的种种法令、规章所规定，向众多烟民按月、按季收取执照费，向各土膏行、烟馆收取营业税等。“华中宏济善堂"南京分堂也要按规定向伪政府交纳“营利事业所得税。”

据有关资料显示，“华中宏济善堂”南京分堂在1939年交纳9万元，1942年交纳11.5万元，1943年1月至3月交纳14万元，这些执照费、营业税、所得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日方当局既然已获取了惊人的鸦片巨额利润，对这些执照费、营业税、所得税则多由伪政权收取，作为伪政权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仅在1939年度，伪“南京特别市财政局”从“禁烟局”征收的捐税就达576013元，占当年全市税捐总收入的45%。

第二，日本当局通过毒品毒化政策，造成了大量吸毒者身体被毒品摧毁，非正常死亡人数大幅度上升。同时很多人为了购买毒品家财散尽之后，想方设法通过不法渠道获取金钱购买毒品，造成犯罪率居高不下，而日本侵略者则实现了其“毒化中国人民，使之日趋衰弱退化”的目的。

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是价钱极高的特殊商品。为购毒品与交纳各种登记取证之费，吸毒者必然尽其所有、入不敷出、坐吃山空、倾家荡产，最后陷入饥寒交迫之中，不得不举债度日或难以为继。

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又是摧残人们身体与精神的恶魔。广大的吸毒者们在花费大量金钱，甚至倾家荡产购买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只图一时产生的虚幻的快感与舒适感，却迅速地身心中毒，产生毒瘾，身体日渐羸弱、鸠形鹄面、形销骨立、骨瘦如柴、丧失生机，而且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对毒品的身体依赖性与精神依赖性，一日不可无此物，终日沉迷于“吸毒一兴奋一昏沉一犯瘾一寻毒一再次吸毒”的恶性循环中，精神萎靡、思想空虚，甚至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还能提什么国仇家恨与保家卫国。

他们丧失了道德感、廉耻心与反抗意识，他们更忘记了南京大屠杀与国家的命运。他们成了日本殖民统治下俯首帖耳、任人摆布、任人愚弄的“顺民”。许许多多的吸毒者因吸毒而极度贫穷、衣衫褴楼、生活懒散、道德堕落，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吞云吐雾。为了获得毒品，他们在用光自家的钱财后，不惜作奸犯科、进行偷窃与抢劫。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籍教授魏特琳在1938年11月9日、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守夜人抓住了来校行窃的两个贼，结果发现两个男人是鸦片鬼，还吸海洛因。他们急需钱去购买毒品，即使是去偷也在所不惜。其中一人受过教育，另一人则来自良好的家庭。

南京伪“首都警察厅”当时的统计报告称：“当时南京大约有4万人靠偷窃购买毒品，其家人也基本上都染上毒瘾。”

日本当局在南京等占领区推行的毒品毒化政策及其严重后果，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谴责，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深受其害的南京人民则在1943年12月，如火山爆发似的掀起了沦陷以后前所未见的、大规模反对日伪毒品贸易销售的群众运动——清毒运动。

日方在华中地区建立的最大贩毒组织“华中宏济善堂”成了过街老鼠，声名狼藉，人人喊打，不得不于1944年4月1日宣告结束。但实际上只是日方被迫将毒品贸易权转交给汪伪政府。

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日伪当局在南京等占领区的毒品毒化活动一直都没有停止。

毒品的危害之深前所未有，直到今日国家依然保持着对毒品的高度的、持续的打击力度，无数缉毒警察牺牲在缉毒前线，最后笔者还是想说出大家最耳熟能详的那句话：真爱生命，远离毒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