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郑洞国受邀北上任职，妻子嫌他工资低离婚改嫁富商，20年后哭求复婚

爱情这玩意，最是难以预测。即便是那些我们难以企及的大人物，也怕不是要吃上点爱情的苦头。

提起郑洞国，人们往往会联系到他身上的两个标签——“抗日名将”、“老好人”。

一方面，郑洞国作为国军将领确实能打，一如长城古北口抗战、保定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捷、鄂西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等战役中他都是屡创敌寇，功勋卓著，是一名妥妥地抗日名将。

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他也确实是个另类的存在。他与孙立人，与关麟征，与杜聿明等人都是关系匪浅，部下对他也是心悦诚服，他显然属于典型的那种老好人。

事实上倘若不是如此性格，在长春一役中他也不会被部下“被投诚”了。

但就是这样一个智商、情商在线的名将，面对爱情却也是难免栽跟头。

1952年，郑洞国应周总理的邀请，担任水利部参事一职。这对赋闲在家许久的郑洞国而言，当然是大好事一件。

但就在郑洞国迁居北京之后，几番催促妻子陈碧莲前来，得到的答复却是“北方寒冷，水土不服，不愿北上”，继而便是次年随信而来的一纸离婚协议。

他与她曾是让人艳羡的神仙眷侣，他在前线浴火战斗，她则一次次赶往前线“追夫”……往事一幕幕，如今却要劳燕分飞。

收到信后，郑洞国愤然签字，并后缀一句：“此后自当一别两宽，各自安好”。

1903年，郑洞国出生于湖南石门县一户相对富裕的农民家庭之中。

耕读传世，作为家中老幺郑洞国自然也被寄予了厚望。从小他便熟读四书五经。

14岁这年冬，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与隔壁村的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二人先后生育了两男一女。虽然相较于郑洞国，妻子覃腊娥属于传统女性，不仅没读过书，甚至还裹着小脚，但他们夫妻二人之间却是相敬如宾，甚是恩爱。

而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深受革命思潮影响的郑洞国不仅投身于爱国宣传运动之中，也立下了从军之志。

就这样1924年，郑洞国顶替同乡黄鳌之名考入了黄埔军校，而介绍人则是王尔琢（黄鳌，王尔琢都是我党烈士。其中王尔琢还娶了郑洞国的堂妹，当时黄鳌担心考不上黄埔，遂考了两次，结果都过了）。

从黄埔一期毕业之后，郑洞国也参加了东征、北伐，并迅速脱颖而出，23岁时便已经是团长。

不过正是因为与王尔琢、黄鳌过从甚密，又有言语上同情中共，这一时间他也被蒋介石留置，多年未有寸进。

而在这一时期，郑洞国也并未如一些人那般升官换老婆，反倒对妻子覃腊娥是始终如一，为了方便照料甚至还将妻儿、父亲接到了武昌安顿。

不过中原大战结束后，他却接到噩耗——妻子罹患伤寒去世。祸不单行的是就在长兄、父亲护送妻子灵柩返回湖南安葬途中，父亲又遭船主勾结土匪杀害。

之后1931年，郑洞国升任第二师独立旅旅长等职务。而后郑洞国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

而在南天门战斗中，郑洞国所部与日军血战不退，重创日军，也打出了国军的士气。这也让他开始声名崛起。

也正是在长城抗战期间，他与杜聿明这个黄埔一期的老同学有了交道，并遂成为至交。

他与第二任妻子陈碧莲的认识则颇有些偶然。

彼时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了《塘沽协定》。第二师也退守北平，也正是这年秋郑洞国进入了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部受训。

适逢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老乡肖忠贞生病，郑洞国前去探望，恰好也在这样的巧合之下认识了肖夫人的堂妹陈碧莲。陈碧莲出身名门，父亲乃是民国著名律师陈鸿藻。

一个是勇武颇有盛名前途无量且有情有义（不嫌弃妻子，前妻去世三年不娶）的将军；另一个则是家境优渥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彼时陈碧莲也不过才17岁）简直是天作之合，就这样他们很快坠入爱河，结为伉俪。

婚后对于从小娇生惯养、花钱大手大脚的妻子陈碧莲，郑洞国是百般痛爱，甚至于得知陈碧莲身体不适合受孕都不曾责备，反倒是选择从陈碧莲弟弟家领养一个孩子。

而对于丈夫郑洞国，陈碧莲亦是关怀备至。知道丈夫喜欢吃炖牛肉，也总是在丈夫回家时亲自下厨；为了解相思之苦，她一个女子甚至不避战火，亲往前线探视。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第三方面军副司令，驻地上海。

郑洞国分配到了五原路191号一栋房屋，他与妻子陈碧莲也终于过上了短暂的安定生活。不过也正是在这期间，陈碧莲与一众国民党高官的官太太相交，打麻将、搞聚会、买名牌，花销日渐增多。

短暂的和平，也随着国民党点燃内战迅速结束。1947年10月以后，东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

面对东北局势的急转直下，蒋介石也是十分着急，遂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

之后解放军发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国民党一众大城市被分割包围。

而蒋介石与卫立煌拟让郑洞国兼任吉林省主席、第一兵团司令官，负责固守长春。

坦白讲，这不是好活。彼时长春有60军在内约10万之众，城内粮食、燃料匮乏，外围更是被东北野战军切断。

但郑洞国还是选择了赴任，到任后他也曾组织出击，但均以失败告终。

面对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郑洞国又紧急制定突围计划，结果未待突围实施曾泽生率领60军起义，随即新7军官兵投降。

21日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挟持之下，郑洞国投诚。

事实上，之所以认定郑洞国为投诚，除了与起义部队约定之外，不外乎郑洞国黄埔一期出身（周总理也是其老师），“抗日名将”、“老好人”的属性。

当然对于丢了面子的蒋介石而言，这断然是不能接受的，中央社的报道则为郑洞国与300官兵壮烈成仁。陈碧莲听闻丈夫殉国后悲痛欲绝，甚至还为他举办了丧事。

不过旋即他就听到了解放军发布的郑洞国“死而复生”的消息，陈碧莲也是喜极而泣，并在征得解放军同意后赶到了东北探望丈夫。

有了妻子的鼓励探望，更有了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肖华设宴、恩师周来的宴请，郑洞国也终于卸下了包袱答应将来为国家建设出力。

之后他回到上海养病，仍住在那栋分配的别墅。不过相较于从前的生活，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让陈碧莲颇为不适。

1952年6月，周总理关心下，郑洞国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对于这个新职务，郑洞国高兴有加，欣然赴任。不过陈碧莲却未选择与丈夫同行，理由是不适应北方气候，之后郑洞国也更是等来了妻子的离婚书。

其实都是成年人，知道这不过是场面话罢了。

《郑洞国传》中这样描述这段往事：“对于妻子背叛式的离异，郑洞国自然伤心至极，气愤不已……”

离婚之后，陈碧莲很快便嫁给了一个钟姓资本家，过了一段优渥的日子。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家对资本家的改造，公私合营，生活开始拮据、入不敷出。之后，钟某又被判刑，她也被迫前往乡下生活。钟某病亡后，陈碧莲也只得依附弟弟接济生活。

至于郑洞国，则在毛主席等领导人的关心下与一名叫顾贤娟的女子结婚，婚后二人还生了一女。但是好景不长，1972年，顾贤娟因病去世。

听闻郑洞国又恢复了单身，这一次陈碧莲没有再对北京水土不服，没有再嫌弃寒冷。

只不过虽然她复婚的想法得到了好友与子女的支持，却终究还是要经过当事人郑洞国的同意才是。

对于自己爱之至深，却也被伤之极深的前妻，郑洞国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语，反而是带了自己的小女儿相见，言外之意不言而明。

之后，她还是会为他做炖肉，给子孙讲述与他的过往；他虽然拒绝了复婚，可也仍会接济她，为她找工作，教育子孙要尊重她。

只是伤过的心，再也无法弥补了。走过的路，再也回不了头。

1991年，郑洞国在北京病逝。陈碧莲又一次到了北京……

“我呀，这辈子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与他离了婚。”

“我这辈子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是与你们祖父20年的婚姻生活”

2006年，陈碧莲去世。

他们爱过，错过，痛过。至于恨，谁知道呢？

参考资料：《郑洞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