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日本最诡异的一次秘密谈判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饱受诟病。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残酷镇压，使革命处于风雨飘摇当中。

日本人之所以敢于大举入侵，正是看清了中国军阀混战，四分五裂，军队落后，民生凋敝。后来，日军侵入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但中国军队的一撤再撤，使日方彻底认清了中国政府的软弱。他们得寸进尺，最终挑起了全面大举入侵，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

但“可惜”的是，日军不但未能达成目的，还遭受了诸如平型关、台儿庄等一系列失败。蒋介石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抗日态度也比以往坚决起来。

平型关大捷△

日本人在挫折面前，打起了与蒋谈和，分化抗日力量的主意。这和卢沟桥事变以前蒋主动与日积极谋合形成鲜明对比。

中日秘密谈判是抗战期间十分诡异的事件。蒋介石一面阻止孔祥熙对日求和，一面又自己和日方秘密接触，企图和谈。

抗战时期，与日谈判中最令他重视的一次，便是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萧振瀛（1886-1947），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市长。1930年任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总参议。期间，曾多次与日军驻华北将领多田骏等人谈判。

和知鹰二（わち たかじ、1893年2月1日—1978年10月30日），日本间谍、陆军中将。长期负责策反中国桂系军队。日本四大特务机关之一兰机关头目。

　　1938年7月下旬或8月初，代表日本军部的和知鹰二到达香港，提出与中国谈判总原则6条，放出和平的诱饵，提出了新的侵略要求。

这个时候，日本军队正逼近武汉，已撤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内部正陷入战与和的巨大争论中。孔祥熙作好“四大家族”中的头号大财阀，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人十分恐惧，想方设法撺掇蒋介石与日和谈，自己也私下里与日本积极接触。蒋介石虽然对“和谈”未抱任何希望，但心中也难免怀有侥幸。他在日记中对这段和谈过程极为自责：“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唯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8月26日，蒋介石听说和知鹰二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 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对时局的看法无疑还算冷静客观的。

9月23日，蒋介石来到汉口，主持即将到来的武汉会战的应对会议。有人向他提出了和知鹰二要求谈判的首先条件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26日，他派曾经担任过北平社会局长，在与日谈判交涉方面有些经验的雷嗣尚去香港，增加谈判的可行性。

和知鹰二是日方的主和派，一直提醒日本军部的激进分子在侵华战略上慎重考虑，以免陷入战争的泥潭。他在与萧振瀛的接触中提到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日军方的重量级人物，称他们虽然有远见卓识，但奈何日本的朝野各方并没有认识到长期战争对日本的极大危害，所以他这次回东京复命游说，一定会有诸多的困难。但无论如何，他都会为和谈拼死努力，力求10月10日前予以答复。

9月28日晚12时，和知离港回国，行前他向萧振瀛透露了一些内幕，即日方谋求和谈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付苏联，这是国际方面的原因；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

这种十分“坦诚”的谋和状态，不仅让主和派萧振瀛觉得十分有希望，就连起初并不抱希望的蒋介石也觉得日方提出后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前提的谈判条件颇有诚意。一时间，谈判被一度提上了日程，蒋介石甚至开始考虑和谈成功后如何停战与日军如何撤兵。

10月8日，雷嗣尚赶到了汉口，当面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事宜，请示下一步的打算。蒋介石露出了笑意，似乎看到了全面停战，日军北撤，他即将能够还都南京等诸多愿景，于是当面作出指示：

1、对方如确有诚意，应在10月18日以前完成一切手续，否则不再续谈。

2、我方绝对不要停战，更不害怕汉口失守，尽所有力量支持长期抗战，此层应使对方彻底认识。

3、直接谈判系指此次事件之解决而言，并非永久受此限制，但对方如不质询此点，我方自不必自动说明。

4、此次谈判，系对方主动，我方诚意与之商洽，对方不得故意歪曲事实，散播不利于我方之宣传，否则认为对方毫无诚意。

5、停战协定系两国政府间之协定，不可作为前线军队与军队间之协定。

6、谈判重点应集中于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若对方能做到此层，以后双方定能开诚合作。

蒋介石在一系列的指示中特别强调：“绝对拒绝之事，宁死勿允。”“凡将来之事，不可先提限期，自处束缚。”“破裂则不怪，越范则不可。”从这些谈判原则中，也可看出蒋介石相对孔祥熙、何应钦等主和派，抗战意志还是比较坚决的。

一周后的10月15日，和知鹰二再度来到香港。这和他拟于10日返港迟了5天，也可见其在与主战派的游说中之艰难。

10月16日，他与萧振瀛会晤，告诉了日方最高会议的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

1、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

2、中国政府之调整；

3、伪组织之收容；

4、满洲国之承认；

5、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

6、日、华、满经济提携；

7、战费互不赔偿。

从这所谓的七项“谅解”可以看出，日本人一面口口声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一方面又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还要抹去其侵略的事实，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切可谓是机关算尽。如果蒋介石应允，不仅会使中国利益、尊严和国土受到极大损害，还会极大地威胁到他在全国民众中的领袖地位，可以说是于国于己都是百害无一利。

两日后的18日，何应钦在蒋的授意下复电指示：①日方所提“谅解”，前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 不能独立，无异等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②关于第五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 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③关于第六 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④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本来对和谈的前途是抱有乐观态度的，和蒋介石的举棋不定形成鲜明对照，原因在于屁股决定了脑袋。萧振瀛仅仅看到了日寇铁蹄下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未从民族大义和政权尊严上去考虑。而蒋介石很明白日本人灭亡中国的最终目的，势必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这才是他最为关心的。

其实，早在9月27日，蒋介石就曾经深入研究了和谈成功后的一系列后果：①日本人一惯不守约定，停战后，他们如果拒不撤兵，不撤出华北，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怎么办？②共产党一贯抗日坚决，主张一寸山河一寸血，绝对不会认同他的这个和谈协议，一定会号召起全民来反对自己。③自己的后台老板英美也不会同意自己向日本人妥协，让出那么大的利益。蒋介石称这是“皆应注意”的“三害”。

即使有这么明显的“三害”，蒋介石依然有和谈的意思。只是接下来的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亚湾（那时称大鹏湾）登陆，并于次日攻占了河南信阳，才使他十分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又决定坚持抗战的。可见蒋介石的“主战”，仅限于不得不战的前提之下。

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倭既在粤登陆，无论英国对倭是否妥协，我应决心持久抗战，使其威胁作用失 效，卒致欲罢不能，更勿以国际外交而影响我作战方针。余三年前早有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之准备，况平汉、粤汉两路以东地区抗战至十五月之久，而敌犹不能占领 武汉，则以后抗战必更易为力。敌军侵粤，实已促成余第三步之计划矣。”

蒋介石的这种认识还是比较有洞察力，大概也得益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同时，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将太平洋各国势力拉入到中日对决当中，这种战略眼光和国际视野也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这只是他依附英美的一贯作风使然罢了。当日寇侵入广东，拉长了战线，他便看出了日军陷入被动的可能性，认为灭寇时机已经出现，抗日前景逐渐明朗化了。他看好太平洋各国的和平会议，认为英美在太平洋的利益必然与日本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中日的单方对决必然会变成多方联合共同对日的局面。

所以在10月14日蒋介石致萧振瀛的电报里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 时，已经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临近了尾声，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从武汉撤退，并开始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

24 日，在各将领的一致要求下，蒋介石离开了武汉。第二天，他下令对武汉多个重要地区进行爆破，以免被日军利用。

10月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电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一天，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 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 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但可笑的是，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正式宣战，却在三年后的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之后，这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并没有那么坚定不移的。

对蒋介石的认识，我们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他的民族性是有的，非汪精卫之流可比，否则不会在联合抗日上处处掣肘中共，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部队。如果不是因为中共极其坚决的反侵略态度，蒋介石难免不会出现更荒唐的举动。

10月31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地，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 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告中称：“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 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文告结尾，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 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十分满意。11月1日日记中写道：“《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文字，必使国民 感悟持久抗战之意义，且使敌国知所畏惧。”

蒋介石表达持久抗战的心声，在国民党内部无疑投下了一颗不小的石头。主和派瞬间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势力开始积极与日方单方媾合，并最终完全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其他如孔祥熙、萧振瀛等主和派则依旧想继续和谈。对此，蒋介石于12月初以“杀无赦”的训诫为这一和谈的企图画上了记号。

遍观日军全面侵华的时间里，日本人与蒋介石之间加战边谈和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说明双方都存有侥幸心理。蒋介石在抗战中的犹豫与软弱常常都会显露出来。例如1940年8月，蒋介石还让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 《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蒋的谈判代表张季鸾曾两度携带文件赴港欲与日方接触，虽然最后都无果，但都可见蒋介石抗日的三心二意和不彻底性。虽然说后来的谈判大都是日方发起，而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也一次比一次坚决，但作为全国抗日领袖的蒋介石，也的确没有带个好头。从皖南事变，限共溶共反共等诸多倒行逆施，让亲者痛，仇者快，也都有与日媾和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