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的参谋长回忆：济南防线如小孩穿大人衣服，战前就败局已定

1948年8月下旬、9月上旬，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出于对济南的重视，先后派了国防部第三厅长郭汝瑰和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来济南视察。

郭汝瑰我们已经是不陌生，他是有名的“隐形将军”，他到济南以后并没有实地考察济南防线的情况，只是给了一点口头上的建议。

我们对此也能理解。

有意思的是，杜聿明到济南视察，同样没有就阵地防御的问题进行纠正。

当着杜聿明的面，王耀武已经一再陈述济南兵力不够的问题，向杜聿明请求增调援军，杜聿明不仅置之不理，反而还告诉王耀武，济南不需要增调援军，凭借坚固工事也能固守。

杜聿明大概率上是考虑到，一旦济南遭到进攻，徐州“剿总”可以很快派出兵力，解释靠着王耀武在济南拖住我军，并借此机会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可他并没有想到，以国民党军那时的情况，想要实现这样的战略完全不可能。

后来济南战役爆发后，徐州“剿总”三个兵团果然在增援过程中逡巡不进。

可见国民党军那时已经从骨子里烂了。

一

有意思的是，就在王耀武唯唯诺诺时，一旁时任国民党二绥区参谋长的罗幸理突然站出来说了一句话：

“光依靠工事坚强而部队不坚强，是不行的，济南只打三五天就完了。”

罗幸理的耿直让杜聿明下不来台，后来杜回到南京以后，愤愤不平的向蒋介石告状：

“罗幸理身为二绥区的参谋长，没有固守济南的决心，他不但不设法鼓舞士气，还尽说泄气话，思想大有问题。”

不过，蒋介石并没有来得及对罗幸理做出处理，济南战役就打响了。

值得一提的是，罗幸理后来在济南战役的最后关头放下武器投诚，所以他被俘以后，也未当作战犯处理，后来经过学习后，罗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

不过这也就都是后话了。

有关济南或者说二绥区兵力不足的问题，其实是从王耀武到济南那天开始就存在的。

对于这一点，我们聊得多了，王耀武以第四方面军司令部的基础建立起二绥区司令部，但下辖的部队蒋介石只同意带去了一个73军，这也是王耀武手里唯一的依仗。

毕竟二绥区其他下辖各部队，大部分都是杂牌部队，少数精锐也是名花有主（比如韩练成的46军）。

可就是这么一个唯一的依仗，后来也在莱芜战役中断送了。

王耀武后来虽然重建了73军（后来改编为整编73师），但重建的战斗力自然大不如以往。

至后来王还被迫抽调济南的部分兵力投入重建整编74师，但蒋介石也并未将该师划归王耀武下辖，而是直接给了邱清泉的第二兵团。

1948年5月以后，济南周边的重镇，如潍县、兖州等相继失守，济南就被彻底孤立起来，败亡只是迟早的事儿。

罗幸理后来写了篇文章，回忆了济南战役爆发前后国民党军的情况。

更为关键的是，罗幸理还提到了一个历史细节：

“丧失信心王耀武统治集团的中上层骨干，在战前对济南的守备作战就失去了信心……从王耀武、牟中珩和我，到各个师、旅长，大都如此。而且，这些人深知，在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威力下，每次作战，国民党军无一不是损兵折将，或全军覆灭，官兵被俘；幸有脱逃，也只是少数。这些事实，在战争前，已在不少军官的心理上投下了深沉的阴影。战争前七八天，解放军释放了上千名在潍县、兖州作战被俘的官兵回到济南，更是有形无形地加重了这种阴影。”

后来证实，这批在潍县、兖州战役释放的千余名俘虏，对瓦解济南国民党军的斗志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二

王耀武对守住济南全无信心，他的情绪也进一步影响了其他中下级军官。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济南，能够与王耀武贴心交往的人并不多，因为从到济南以来，王耀武所掌握的嫡系力量基本上就没跟过来，所以在济南战役之前，他和他的部下基本上是离心离德。

据罗幸理回忆，在济南战役前，王耀武集团内部便矛盾重重。

当时，任第二绥靖区副司令的牟中珩，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资历比王耀武还老，但一直屈居王耀武之下，但王耀武在山东一手遮天（从1946年底打通胶济、津浦铁路后便统一了党政军指挥），牟中珩很不得势，所幸破罐子破摔，对二绥区的事儿基本不插手。

牟中珩在济南战役期间吴化文起义后，借口与吴化文有仇担心被报复，于是携警卫员化妆潜逃，后来在山东高密被我军俘虏。

至于对下辖的各军将领，王耀武也基本不大信任。头一个就是整编96军军长兼整编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

吴化文本身是西北军出身，王耀武拉拢他到济南，其实也是因为济南城防空虚的缘故，为了体现诚意，王耀武还把在潍县战役中全军覆没的整编96军（陈金城部在潍县战役中全军覆没）给了吴化文。

可王耀武对吴化文谈不上信任，虽然给了个整编军的番号，但不添人添枪，国民党国防部战地视察官王然作为监军被派到整编96军后，吴化文还公开对他抱怨：

“当年我下水当汉奸，完全是戴笠软硬兼施，蒋介石亲自打保票的结果，可是戴笠死了，谁能证明我投靠汪伪是蒋“总统”叫我干的呢？更要命的是县官不如现管，王耀武拿我当后娘养的，我的部队，装备还不如保安团，几次跟“共军”死磕，造成的人员缺额，也不给我补充。您是“总统”亲信，又是王司令官的黄埔三期同学，能不能帮我说说情。”

对吴化文如此也就算了，王耀武对自己麾下出生的将领也同样如此。

比如整编第二师师长晏子风。

晏子风早在王耀武任补充一旅旅长时，就在其麾下任职，可以说是正统的王耀武嫡系出身，还曾出任100军副军长，但对这个跟了自己事十多年的老部下，王耀武并无真正感情。

应该指出的是，晏子风在国民党军中的晋升，大概率上也不是依靠王耀武，他有自己的后台，他的堂兄晏道刚和晏勋甫都是国民党内元老，晏子风在济南战役中被俘后，1948年12月底便获释，后来受命策反他的两位堂兄。

至于整编73师师长曹振铎，此人其实颇有能力，他能够被王耀武提拔到这个位置上，也是因为在莱芜战役时，他所指挥的新编36师战斗力强悍，后来掩护着12军撤退下来（新编36师隶属于12军，莱芜战役时被划归73军指挥），属于是被破格提拔。

可曹振铎毕竟不是王耀武嫡系出身，王耀武对他自然就要疏远一些。

也因为王耀武同各下级部署离心离德，以至于当时以作战处（三处）处长廖慰文为首，拉拢了一处处长（管人事）吴鸢、整2师师长晏子风、整73师77旅旅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干戟等结为小团体，借此对抗王耀武。

至于一些中层将领，如整编第二师二一三旅旅长胡景瑗、二一一旅旅长马培基，整编七十三师七十七旅旅长钱伯英、十五旅旅长王敬箴等，尽管作战时勇猛顽强，但对王耀武也牢骚不断，认为王耀武在经济、人事上抓的太紧，即该用钱的时候不用，该用人的时候也不用。

包括罗幸理当时亦受攻讦。

不少人认为，罗幸理是王耀武的心腹，王耀武对其应该算是比较信任的，甚至是视为左膀右臂的。

可罗幸理并不这么看，据他回忆：

“我作为参谋长，缺乏作战经验，为人急躁稚嫩，王对我也只当事务人员借重。我8月下旬才到济南，全盘情况亦很生疏。王对我且存有怀疑，以为我在1946年曾当过同共产党和谈时的代表去过临沂，在济南军调小组谈判期间与共方人员有较多的往还，加以王耀武的亲信人员从旁中伤，所以对我在重要的作战指挥上是将信将疑的。”

也因为王耀武用人上有很大问题，后来济南战役开始以后，战局稍有不利，各级指挥便陆续丧失信心，崩溃逃亡。

王耀武对此一切都心知肚明，但他自己也认为未来战事前景不明，忙着围绕他的小家庭做文章，至于对整顿军队，提高士气，则完全无兴趣。

三

济南战役时，济南整体城防也有许多问题。

据罗幸理回忆，当时济南城防至少有两个问题。

一、济南国民党守军虽然号称11万，但因为国民党军中一直以来就有虚报的情况，所以实际参与的兵力不足十万。

济南作为一座大城市，城防是非常复杂的，仅外围的守备区域就达方圆200余里。尽管从表面来看，济南各处要害均分布兵力把守，但实际远远不够，名为纵深配备，实际上只是点线孤立。

二、兵力与火力也不相适应，济南城防正面宽，但火力弱，城防缺少机动兵力，打起来只能被动防守。

后来战端一开，情况果然如预料的一般，尽管处处皆备，但却处处被突破。

罗幸理后来形容济南城防是“小孩儿穿大人衣服”。

更为关键的是，王耀武自己对城防计划也摇摆不定。

王耀武对济南城防，一开始是确立了两个重点，一个是济南东南砚池山、茂岭山、千佛山等高地，另外一个是机场。

当时，吴化文部是防守飞机场的主力，王耀武一方面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不信任吴化文，故意将他排挤在济南城防外。

可这么一来，反而促成了吴化文起义，王耀武防守重点的机场立时便告破，等于说没起什么作用。尽管吴化文起义不算是济南战役胜利决定性因素，但至少使得这场胜利提前了几天到来。

事实上，从吴化文起义开始，济南解放便也进入了倒计时，王耀武再也没能阻止起有效的防御。

至9月24日下午，罗幸理负责主持司令部所在的新省府大楼的防守，当时他尚不知道，王耀武已经化妆出逃，后来攻城的华野部队派代表进入楼内带去许世友的话，要求国民党军停战。

罗幸理后来询问指挥部的人，发现绝大部分都同意停战，于是他也同意放下武器投诚。

1948年9月24日下午4点半，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占领了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王耀武等国民党在山东的党政军高官，后来一个不剩的全被我军俘虏，甚至包括较早从济南逃走的牟中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