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题材中的刚柔相济之美——评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陕北》女性觉醒书写

■张检

正如陈忠实《白鹿原》卷首以“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为其创作定位一样，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大陕北》作为一部具有宏阔历史观的小说，其有补于地方志的重要文献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厚重的题材下，作者借助从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短短二十几年的历史，已经完整展现了以榆林为中心的陕北地区人民，为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社会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这部小说的第一主角，自然是男主人公马伯雄。作为革命浪潮中陕北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表，马伯雄由“莫谈国事”到以身入局，他一步步向党组织靠拢的“觉醒”之路是有典型意义和深刻价值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马伯雄的成长和醒悟，离不开小说的女主角——万仙如。虽然相比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万仙如的“戏份”并不算多，但这一形象以及小说中的其他女性角色，并没有因为着墨不多，就影响了其形象本身的可观性。历来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书写中，男性无疑是绝对主角，也似乎是革命成功的绝对主力。但这部小说反其道而行之。小说注意到以万仙如、金秀为代表的女性群体，成为推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股力量，正是推动这部小说故事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也是整部小说一个重要的闪光点。

陕北有名谚：“米脂婆姨绥德汉。”这句话在小说中是能找到明证的。万仙如、金秀出身于米脂，无论是在样貌还是品行方面，都堪称陕北女性的杰出代表。但小说并未刻意描写这些女性的外貌如何惊艳，而将更多笔墨着于她们如何笃定革命信仰、忠于革命事业，如何舍小爱而为大爱。相比之下，这些品质正是包括主角马伯雄、万星明在内的男性角色或多或少欠缺或者还不够成熟的地方。小说似乎也正是抓住了女性天然早熟于男性的生物属性，而让女性人物承担了更多启蒙者的角色，指引马伯雄对共产党人由旁观中立到佩服亲近再到拥有强烈的入党愿望，直至最后为投身我党革命事业而感到与有荣焉。

小说封面题语“一代陕北知识分子大觉醒”，但看过小说之后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没有万仙如的引领启发和付出生命的感染，很难有马伯雄革命生涯的成长和政治觉悟的成熟。当马伯雄还沉浸在以保护古建筑为手段的“科学救国”理想中时，万仙如已经积极投身于反对军阀独裁统治、土改运动、抗日救亡等一系列革命事业中。当马伯雄还在做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美梦时，万仙如能够舍弃自我小爱，将更大的心血灌注于解救广大被压迫剥削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崇高理想中。在马伯雄打算辞去井公馆的工作时，万仙如坚定支持，并感慨：“看时下的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官员腐败，民不聊生。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谁能独善其身、活得简单。”这一感叹，无疑打破了马伯雄意图苟安于乱世的幻想。从最开始对武力斗争的怀疑态度，到最后观礼开国大典，马伯雄的觉醒之路离不开万仙如的引导和启发。不论是办“夜校”启蒙广大劳动群众，还是和马伯雄的一次次交心谈话，万仙如总是扮演了一个为了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启蒙者角色。无论顺境还是遇挫，小说中二人始终有相约无定河畔看日出的习惯，这一习惯马伯雄甚至一直保持到万仙如牺牲也不曾改变。万仙如的形象，如同初升的朝阳，深深烙印在马伯雄心中，给予其超出爱情境界的力量鼓舞，支撑起他的成长之路，并最终替万仙如完成了目睹新中国成立的宏愿。

小说中的另一对情侣万星明和萨仁花，萨仁花为了不影响万星明履行军人应有的职责，在对万星明一如既往深爱的同时，能克制隐忍自己的情感，精神难能可贵。甚至当她也积极参与马、万二人创办的“万合纺织厂”建设时，作为一个蒙古族的女性，对支援革命事业也有了自己最朴素的理解，并因此拒绝了跟随万星明作“团长夫人”的请求：“我要学习你妹妹和马公子，等打跑了日本鬼子，再说我俩的事。”这一转变也打动了万星明，让他对自己的爱人又多了几分尊重与爱意。这一心理活动为万星明后来“弃暗投明”和平接受共产党改编埋下了成功的伏笔。

金秀、马苗二人的形象虽不如万仙如、萨仁花突出，但也可圈可点。金秀因私人感情有意带领万向明进入组织，却也不丧失原则和底线，且在万向明意图靠递“投名状”来博得组织认可时，能及时劝阻。“革命工作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否则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牺牲宝贵的生命”，这一理性认识是她高于万向明的境界差距，也是她能填补万仙如死后情感和职责“空缺”的重要原因。马苗的经历体现出了一定的悲剧色彩，既有她遇人不淑、识人不明的认知局限，也可理解为作为新时代女性，有意反叛封建家庭的一次不成功尝试。庆幸的是，马苗最终在劳动中（纺织厂）和劳动群众（李四）身上，完成了自我救赎。

相比小说中的马伯雄、万星明等男性角色，作为几千年来被压抑和剥削最严重的群体，万仙如、金秀等女性的觉醒意识萌发得要更早、更彻底。在这些女性身上，我们更能看到中国新民主主义胜利的原因和内在动力。她们敢爱敢恨，舍个人小爱而为民族大义，用自己的生命和行动，守护了崇高的革命理想，谱写了改造社会的壮丽画卷，这是作为整部小说的重要构成部分存在的，而非男性角色的补充。从小说整体艺术氛围来看，这一成功塑造，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可观性，在厚重题材中体现出了一种刚柔相济之美。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西安财经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