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和平起义，董其武被授予上将，他的上司傅作义却没有任何授衔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到了最后关头，三大战役结束，北平被和平解放，此时的战场形势已经基本明朗，反动派势力犹如“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眼见大势已去，许多国军高级将领已无心再战，纷纷自谋出路，而摆在绥远省主席董其武面前的，似乎也只有三条路可选。

第一条路：继续顽抗到底，试图与解放军决战

随着“平津战役”的结束，整个战场形势发生逆转，华北地区只有绥远和山西太原少数几个重镇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

而当时的董其武虽贵为绥远省政府主席，但手中却只有16个师共6万人的部队，其中当然还包括一些地方非正规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绥远地区是傅作义自抗战开始就经营多年的地盘，董其武手中的6万人部队，有许多都是傅作义的旧部，他们跟傅作义依然有很深的情谊，因此未必全都会听从董其武的指令行事。

再者，当他们得知自己的老长官已经在北平举行起义，如果此时傅作义再振臂一呼，举行阵前起义，这也是很有可能的。

要知道，这种情况，在解放战争后期国军阵营中是很常见的。

而在距离绥远不远的平津地区，就是林帅统领的近百万解放大军严阵以待。

根据当前这一形势，如果还妄想继续顽抗到底，并试图与我解放军决战的话，完全就是死路一条。

第二条路：西撤或北撤

先说西撤，当时国内的状况是：只有西北少数几个省暂时还在国民党手中，西撤路途遥遥，很难说不会遇到解放军大部队，最后还是很难逃脱被解放军消灭的厄运。

即使安全到达西北，最后还是避免不了与解放军决战，淮海战役80多万国民党精锐部队照样被解放军打得落花流水。

更何况国民党阵营中派系林立，现在西北只剩下马步芳马鸿逵这些地方武装势力。

但他们根本不会让其他势力染指他们的地盘，即使能够通力合作，他们这些部队还是不够解放军塞牙缝的，所以可想而知，这条路也行不通。

再说北撤，这条路就更不用说了，当时和绥远交界的是蒙古国，而蒙古和苏联是友邦国家。

这两个当时都是中立国，对于我国进行的内战一直采取观望态势，既不插手也不想出手干预，所以它们也绝不会让董其武的部队进入蒙古避难。

除此之外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可选，那就是——起义。

从日后董其武的选择不难看出，眼下这条路的确是一条不至于后悔、值得他奋斗终生的新生大道。

其实董其武本人早已对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深恶痛绝，在北平被宣布和平解放后，就更加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该如何跟解放军取得联系呢？

经过再三思索后，董其武心中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董其武心中想到的这个人，不是旁人，正是自己曾经的老上司、刚刚参加北平和平起义的傅作义将军，最终通过傅作义牵线终于和我党高层取得联系。双方互派联络人员一起商讨制定绥远起义计划。

虽然起义工作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但遗憾的是，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最后还是被国民党当局提前侦知，并在明里暗里使出了许多手段来阻止起义。

可邪不压正，胜利终究只会站在正义的一边，在傅作义等人的推动下，绥远最终还是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

同时，这次起义也给风雨飘摇的国民政府予以致命的打击。

起义不久，董其武部就被改编为第二十三兵团，由董其武任司令员，全体赴朝参加了抗美援朝的战斗，争盼为国再立新功。

1955年，北京中南海举行将帅授衔，董其武被授予上将军衔，但让人奇怪的是，参加过两次起义的傅作义并没有在这次授衔之列。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在1955年授衔仪式前，我军当时还没有授衔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当时军衔制度是参考苏联和朝鲜的军衔模式来制定的。

作为全军最高统帅，有人提议将毛主席推举为“大元帅”，但这一提议很快就被毛主席否决掉：“你们弄评衔，是件很重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就不当那个大元帅了。”

在毛主席的影响下，国家部分领导人如：少奇书记、周总理以及邓副总理纷纷效仿主席的做法辞去了“元帅”头衔。

所以当时存在这样一种说法，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提议，将《军衔评定条例》进行多次修改，最后将那些很多早年离开部队在地方政府担任要职的干部，排除在军衔的评选之列。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傅作义就离开了所在部队，出任水利电力部部长，为祖国水利电力建设事业作出许多的贡献。

同样，除傅作义之外，国军起义将领还有程潜、高树勋等人也都因为较早地离开部队而未参加55年授衔，另外还有我党高级将领谭震林和程子华等人，也都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参与此次授衔。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就能很好理解傅作义为什么没有参加1955年的授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