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毛泽东交给4位老战友两项特殊的任务，是啥？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街头随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究竟从哪一天开始，毛泽东考虑到要同头号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改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笔者曾经访问过好几个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知晓外交决策的人物，他们也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时间。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人们谁也不会注意到，这次会后，毛泽东交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两项很特殊的任务：

在北京的4家工厂蹲点，共同研究国际形势。

第一项任务，当时还好理解。了解基层的情况嘛，任何时候都必要。况且这四位老帅又都是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自1967年2月抗争以后，他们就都“靠边站”了。他们更需要了解工厂的情况。

对第二项任务，不用说别人，4位老帅也不解其意——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十分明确，还要研究什么？

因此，在周恩来召集的会上，他们自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回答很有趣：“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

周恩来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十分严肃。这也是他多年的习惯了。凡是正式的场合，周恩来是很少有戏言的。

他看着4位熟悉的老帅，又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还没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让你们回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

周恩来谈话很是诚恳。他喝了口茶水，接着说：“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他强调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又怕这几位很认真的老同志太用心劳神了，又赶快补充一句：“你们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这是主席的意思，又是总理亲自布置的。4位老帅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他们很快开了一次会，并且由陈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陈毅没想到会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恩来的眉毛一耸，说：“老总哎，你为什么带秘书呢？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4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周总理在他的原副总理面前很有权威。

陈毅很快理解了周恩来的用心。老同志在一起说话谈问题，难免“走火放炮”，一旦传出去，又不知道是什么“逆流”、“黑风”呢！

陈毅说：“总理哎，我接受批评，感谢提醒，坚决照办。”

他想了想，又接着说：“我们都一把年岁喽，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派个帮手吧！”

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说：“熊向晖可以协助你们。他的英文好，还可以看英文材料。”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此后，4位老帅在中南海的武成殿多次开会，议论天下大事。并于当年7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第二部分是对反华大战的看法，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第三部分是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这期间，国际形势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引起了这4位老帅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过程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还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云云。

同年9月，到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国传话，在归国途中想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晤。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于9月11日上午会见了柯西金，并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四位老帅研究了这些情况之后，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送周恩来总理。

就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他对几位老战友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改善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陈毅元帅不愧是外交部长，他侃侃而谈，讲了3点在当时看来很不合常规的想法：

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由于这些想法“不合常规”，陈老总还决定，不形成文字，只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陈毅很快向周恩来谈了如上的意见。

如果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有前奏的话，这无疑是中国方面的前奏曲。

作者：董保存

解放军（解放军文艺、昆仑）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大校军衔。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一九七五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小说，报告文学十六部，二百多万字。近年来在传记文学、纪实文学领域著述颇丰。

内容来源：《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