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初,蒋介石命何应钦为总指挥率国民党20万大军以宁都为目标,采取所谓“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的战略,分四路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毛泽东采取积极防御,拣弱的打、各个击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计划先打富田地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为打好这一仗,红军主力秘密开到东固、龙冈、上固地区隐蔽集结待机,处在距离廷锴部40余里、郭华宗部10余里的危险地带。
毛泽东与王诤在一起
红军在这里等了20多天,驻富田的金钰部就是不肯出动。敌人究竟什么时候出来,到哪个方向去,红军在哪里设伏击圈?毛泽东、朱德为此而焦急万分。5月12 日18时, 王诤利用那部收报机侦收到了驻富田的王金钰所属第28师师公秉藩电台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一份重要情报。电文内容是::我们现住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留守处电台问:到哪里去?
28师师部电台回答:向东固去....
王筝马上将此重要情报送给毛泽东、朱德。
在敌人夹缝里隐蔽20多天寻不着战机的毛泽东看到王诤送来的重要情报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王诤,说:“小报务员解决了大问题!”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立即连夜调动部队,在富田至东固之间设下了伏击圈。
16日晨,敌人果然如期而至,一头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经一昼夜激战, 红军全歼第28师和第47师的一个旅, 初战告捷。
在第二次反“图剿”的整个战役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基本上都是从王净率领的无线电队侦收到的敌各部队间来往电报中,掌握敌人的行动方向、退却路线、到达位置、指挥命令和求援呼救等情况,并以此作为下定决心指挥战斗的主要依据。也正是因为有了王诤和他率领的无线电队,3万红军才能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作战15天,横扫700里,5战5胜,歼敌3万余,缴枪2万余支,以极小代价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这一战役,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
在当时的中央苏区,由于国民党的包围时锁,根据地没有任何消息来源,外界的形势全然不知,在没有电台前, 红军往往为了解一点情况, 不得不派人到白区收集国民党的报纸,但常常付出血的代价才弄回来的报纸,早已过时,无任何价值。王诤真是人才难得,那么王诤又是什么人,有如此大的神通,能化解毛泽东的忧虑。
王诤,1900年生于江苏武进县。1928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通科,学习无线电报务。1929年分配到国民党第九军任无线电台报务员。1930年9月调第十八师张辉瓒部任中尉报务员。
1930年秋,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当时,在中央苏区的红方面军不足4万人,面对国民党军重兵进犯,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实施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寻求战机。12月29日,国民党军前线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率师部及2个旅孤军冒进至龙冈。
毛泽东抓住战机,命令红军主力于30日晨,冒着漫天大雾在赣南龙冈设伏,将用18师合围。激战至当日下午18时,全歼第18师,活捉了张辉瓒以下90000余人,王诤也在其中。
在这次战斗中,红军缴获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其中还有一部被损坏、只能收报不能发报的电台。当时,红军还没有无线电台。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郭化若向毛泽东、朱德建议成立一个无线队。这建议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这部电影谁会使用呢?那时红军队伍里没有这样的人才。
1931年1月4日下午,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愿意参加红军的10名被俘国民党军电台人员。王诤便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王净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亲切的话语,和蔼的音容笑貌,诚恳的态度,使他感受很深,使他体会到红军和国民党军的极大差别,更加坚定了参加红军的信心。
王诤要求参加红军,毛泽东表示欢迎,并鼓励他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为革命多做贡献。从此,红军队伍里多了一位精通报务、 机务的无线电专家。
毛泽东、朱德十分重视“半部电台”,认为这就是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王诤更是想早点为革命做贡献。红军只有这半部电台,只有一部收报机是无所作为的,更谈不上建立无线电通信联络了。王诤在他参加红军的第5天,就架起了这部只能用于收报的电台,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文字广播,监听国民党军队的动向,这就是人民解放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的开始。王诤的听力惊人,从杂乱干扰的无线电波中,能捕捉到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讯号。他以娴熟的抄报技术,全文抄下了新闻电稿,并凭其超人的记忆力将数字电码译成文字电稿。从此,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能看到及时的新闻。可以及时了解我党我军在全国各地的活动情况,了解蒋介石军队调动部署的情况了,在研究确定中国革命的重大决策中运筹帷幄,有了更大的自由。毛泽东对王诤的勤奋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王诤技术精湛,对革命赤胆忠诚,毛泽东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毛泽东对王诤从国民党军队参加红军那一颗赤诚的丹心中,认定王诤是一心一意参加革命的。于是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决定委以重任,更好地发挥王诤的专长,为革命服务。1931 年1月7日,红一方面军又在东韶缴获了一部15瓦电台。红一方面军于是决定成立无线电队,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个无线电队。毛泽东、朱德亲自任命王诤为队长。此时,王诤参加红军还不到10天。
毛泽东的巨大关怀和无比信赖,更加鼓舞了王诤参加革命的干劲,他积极投入到无线电队的建设中。
1月28日,也就是无线电队成立半个月后,毛泽东、朱德发布命令,决定更加积极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使各军团各军都有无线电队,用以保障军队指挥和协同,抄收新闻电讯,侦听敌军无线电通信,侦察其行动,并要求各部选调青年到总部来学习。无线电队的成立,宣告红军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在反“围剿”作战中如虎添翼。
毛泽东知人善任,王诤不负众望,在参加红军4个多月后,就参加了第二次反“围剿”并立下大功。
现在又有了发报机,王诤建议用这部发报机向全国播发文字新闻,得到毛泽东的称赞,立即批准,创建了我党第一个新闻通讯广播电台,定名为“红色中华通讯社”。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王诤带领一班人将抄收到的电讯新闻稿编印成《参考消息》供大会代表参阅外,还向全国广播了大会的新闻和文件,使大家知道了在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在南昌起义后,毛泽东、朱德高举红旗,在江西地区发展成为拥有几万军队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全党为之振奋。一时间全国劳动人民为之欢呼,红色武装割据也迅速得到扩大,大大鼓舞了在白区持斗争和在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对放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这一大好革命形势的发展过程中,中央苏区的文字新闻广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消息》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和表扬,说这是王诤的创造,指示一直办下去。这一新闻载体形式, 一直保留至今, 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
党中央、毛泽东对抄收和广播文字新闻十分重视。王诤不负重托,不断地加强新闻台的建设。
1933年5月在瑞金建立了专门的新闻台。
1937年1月,新闻台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移住延安,业务进一步发展壮大,极大地开阔了党中央、毛泽东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视野。随着文字广播电台发射功率的增大,全国各地甚至世界许多地方都能收抄到新华通讯社的新闻播,听到中国共产党的声音,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47年,党中央、毛泽东撤出延安后,王诤以惊人的毅力、超人的智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为“新华通讯社”在山西省临县、河北省平山县建立了广播基地,保证了不间断地抄收新闻,及时向党中央、毛泽东送阅有关国际国内形势的新闻稿件,为确定重要战略决策提供参考材料。同时,不间断的文字新闻广播,对于瓦解敌人、团结友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鼓舞士气,打败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诤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和长征,王诤在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毛泽东非常赞赏。王诤组织的无线电通信联络,开创了人民解放军使用短波无线电现代化通信工具的先河。关键时刻,为我军组织大规模的运动战,机动灵活地打歼灭战等指挥决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第三次反“图剿”结束时,红军已有6部电台、连同1931年 11月1日宁都起义带过来的8部电台,共有14部电台。无线电技术人员也相应增多。这时,中央军委机关进行了整顿和扩大,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其中,第二局主管无线电侦察,是从无线电总队搞侦收工作的电台和人员分出建立的。第三局主管通信,兼管有线电和简易信号通信。王诤担任第三局局长。
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从四渡赤水,抢渡乌江,佯攻贵阳。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在滇、黔、川边东西不足200公里宽,乌江长江之间南北不足200公里长的狭小地域内,红军两次入川,两占遵义,大战娄山关,战果辉煌。在这史无前例高度机动灵活、用兵如神的战役指挥中,王诤领导的无线电通信大显神通。在毛泽东的最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的战役过程中,有力地保证了毛泽东军事指挥的畅通。从遵义会议到胜利抢渡大渡河,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最紧要、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毛泽东充分发挥其军事天才,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光辉范例。没有这阶段的胜利红军就难以转危为安,就不可能完成北上抗日的伟大战略任务。在这一-阶段,王诤领导全体无线电台人员经受住了考验,完成了保障指挥的任务。
每当关键时刻,王诤总是亲自上机,坚决完成任务。对此,毛泽东非常欣慰。1939年4 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接见军委通信学校师生时,曾高度评价王诤的功勋,说他是“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抗日战争时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王诤带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一手办工厂制造通信元件器件,取得可喜的成绩,毛泽东十分高兴,为工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信料的自制就是证明。”一手大力抓通信人才的培养,使我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得以迅速发展,王诤功不可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诤历任军委第三局局长(后改为通信部部长)兼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通信兵部主任兼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参谋部第四部部长等职。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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