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上）

2001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于认定，在韩国清州发现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印刷于公元1377年）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由韩国政府资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清州为《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举行了大型纪念活动。

最近几年，关于韩国试图夺取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发明权的争议，十分热闹。虽然从根本上说，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但是近年韩国学界和官方不遗余力的宣传活动，确实也在世界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这些活动激起了一些中国人士的愤怒，争论中（尤其是网上的争论）难免有意气用事甚至带有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的言论。

与其义愤填膺地争论，何如心平气和地考察？让我们静下心来，看看这场争夺战的来龙去脉。

先看雕版印刷术。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印造了雕版印刷《金刚经》，该经卷末尾印有年份和印造人姓名，原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这很长时间一直被公认为中国人拥有雕版印刷发明优先权的实物证据，已经成为史学界的定论。这卷《金刚经》当然只是中国人至迟在868年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的证据，按照常识推论，中国人也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使用雕版印刷术。

刻印于唐咸通九年的《金刚经》（局部）

风波起于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舍利塔内，发现了一件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原件上没有年份。但是其中几个特殊的汉字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公元680-704年）创制使用的。此件的印刷年份可以这样推测：不早于704年（这年该经才译成汉语），不晚于751年（这年藏有该经卷的舍利塔完工）。韩国学者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他们宣称：既然《陀罗尼经咒》印刷于704-751年间，那它就比王玠印造的雕版印刷《金刚经》早了百余年，于是得出这卷《陀罗尼经咒》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以及“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结论。

但问题在于，这卷《陀罗尼经咒》究竟是在哪里印刷的？它使用了武则天在位期间的特殊汉字，而且“严格符合中国印刷的模式和方法”，它很可能是庆州佛国寺建成时从中国带来的贺礼——众所周知，唐朝的佛经、书籍等，经常是朝鲜半岛上层社会热衷于搜寻和购买的珍品。事实上，许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卷《陀罗尼经咒》就是在中国印造的。富路德（L.C.Goodrich）在1967年的论文中就断言：“每件事都指出，印刷术是在中国发明的，并由中国传播到国外。”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纸和印刷》（该分册由钱存训著，1985年）也郑重采纳了这一结论。

回想1966年的中国，正处在“文革”中，人们无暇顾及遥远的朝鲜半岛东南部一个佛寺舍利塔中发现的小小经卷，更没有注意到韩国人借此开始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现代神话的努力。等到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中国学者睁眼看世界，才发现韩国人持续不懈打造多年的神话，居然已经在西方和日本广泛流传了！

再看活字印刷术。争议的情况更为复杂。

北宋沈括的著名笔记《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有一段早已被中外著作反复引用了无数次的记载，其要点如下：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他用泥做成活字字模，然后用火烧结使之坚硬。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加热熔化冷却后作为固定黏合材料（可反复使用）。这是世界上关于活字印刷术的最早记载，这一点为国际学术界所公认，韩国学者也无异议。

尽管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也记述了许多在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怪、力、乱、神”事物（这一点以往几乎所有论及《梦溪笔谈》的著作都避而不谈），但从他对毕昇活字印刷术记载的大量细节来看，这段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技大学科学史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的协助下，曾进行了泥活字印刷术的模拟实验，证明《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是完全可以实际操作使用的，而不是如某些韩国学者所宣称的，沈括记载的毕昇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一个想法”。

从中国人用了好几百年的雕版印刷，发展到活字印刷，其间并无不可跨越的鸿沟。但是“活字印刷”即使仅仅作为一个想法，也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想法。在这个想法的指引下，继毕昇的泥活字之后，很自然地会出现木活字、金属（主要是铜，也有过其他金属）活字的尝试。

从《梦溪笔谈》对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记载中推测，在毕昇之前已经有人尝试过木活字的印刷，但因木活字的种种缺点而放弃了。三百年后木活字的想法才重新复活，元代王祯于1297-1298年间创制了第一套木活字，并用它印制过《旌德县志》（他担任过六年旌德县的县尹）。木活字最大规模的应用是在清代，1773年，乾隆下令刻了一套木活字，共253500个字（许多常用字要刻多个复本——这一点毕昇就知道了），并用它印刷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4种共2300余卷。

木活字的缺点是对木料的要求极高（否则受热、受潮、受挤压都可能变形），而且印刷多次之后木字就会磨损。泥活字固然没有这些缺点，但金属活字岂不更好？15世纪后期，铜活字在中国江南开始流行。然而，对比各种情况来看，铜活字在中国的境遇并不太好。

华燧（公元1439-1513年）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按照钱存训的看法，他是那些发了财之后想要用刻书来博取声誉的富人中的一员，“他狂热地沉湎于书本”，但二十年间，他家族办的“出版公司”——“会通馆”——用铜活字印制的书，也只是“至少有15种，共约1000卷以上”而已。

到了清朝，朝廷倒是造了25万枚铜活字，并在1728年用这些铜活字印刷了巨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而这套铜活字却在十六年后被熔化用来铸造钱币了！

中韩印刷术发明权争夺战回顾（下）

与在中国的境遇相比，铜活字在朝鲜半岛却是大受青睐。

按照韩国文献记载，1234年晋阳公崔怡（公元1195-1247年）在江华岛用铜活字印成《古今详定礼文》。在1395年和1397年，朝鲜至少还用木活字印刷过明朝的律令和李朝太祖李成桂的传记。

朝鲜大规模铸造活字始于李朝，太宗十一年（公元1403年）命置铸字所，按宋刊本字体铸10万字，称“癸未字”。世宗二年（公元1420年）铸“庚子字”；十六年（公元1434年）铸“甲寅字”；十八年（公元1436年）又铸“丙辰字”。此外又创制了铁活字，印成《西坡集》、《鲁陵志》、《醇庵集》等书。朝鲜此后很长时间都侧重金属活字印刷，铸有大量活字，据一些学者考证，朝鲜铸造铜、铁、铅等金属活字先后达34次（另一说认为多达40余次），其中33次为政府所铸。这些金属活字绝大部分因兵燹灾害等而被毁弃，或被熔铸为新活字。如今韩国学者所引据的最重要证据，是公元1377年用金属活字印刷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

从上述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来看，在使用金属活字的印刷活动中，朝鲜确实有可能比中国更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将《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刷品，在当时也有事实根据。

但是，即便如此，韩国也不可能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从中国夺走。因为《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的印刷，毕竟晚于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三百余年。就算朝鲜首先使用了金属活字，那也只是在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所做的技术性改进或发展，这和“发明活字印刷术”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对于这一点，李朝的朝鲜学者自己是很清楚的，他们都承认中国人在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例如，1485年朝鲜活字版《白氏文集》前有金宗直序，其中说：“活字法由沈括首创，至杨惟中始臻完善。”虽然将发明者毕昇误为沈括（显然是因为记述此事的沈括名头远大于布衣毕昇之故），但明确确认活字印刷术来自中国。又如，朝鲜学者徐有榘（公元1764-1845年）在《怡云志》卷七《活版缘起》中说：“沈括《梦溪笔谈》记胶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权与也……或用铜造，我东尤尚之。”也明确确认活字印刷术来自中国，而朝鲜后来特别喜欢铜活字。

奇怪的是，这些朝鲜学术前辈明明都承认活字印刷术来自中国，他们的后辈——当代的韩国学者——却视而不见，继续倾力打造“韩国发明印刷术”的现代神话。

综上所述，中国人在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上的发明权都是不可动摇的，韩国充其量只能夺得“铜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实际上也可能再次失落，因为关于在中国境内新发现更早的活字印刷品的报道，近年络绎不绝。只不过这种竞赛如果持续下去，搞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隔几年就重新“认定”一次，也未免迹近儿戏了。

但是接下来，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那就是：在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将近一千年间，中国的绝大部分书籍仍然是雕版印刷的！

这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我们需要的是解释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

先从客观效果来看，可以肯定的是，活字印刷在古代中国未能成功地商业化。

毕昇并没有因为发明活字印刷术而发财，至少沈括没有这样记载。可以推测的是，毕昇此举多半和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类似——花费了不少钱，但没有获得商业成功。

明代江苏无锡的华燧，是尝试铜活字印刷术商业化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效果如何呢？华燧致力于用铜活字印书，结果是家道“少落”——家族资产缩水，尽管华燧“漠如也”，漠然置之。毫无疑问，铜活字印刷业务没有给他带来商业利润。而与此同时，继续使用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术——其成本远较今人想象得低廉——的书商们，赚钱发财的大有人在。

其他著名的活字印刷“工程”，几乎都没有商业背景。《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和《古今图书集成》都是皇家行动，根本不必考虑经济效益。王祯任县尹时用木活字印刷《旌德县志》，也就是“县委书记”关心“地方志办公室”工作而已，就和今天的地方志出版一样，是政府行为，也不必考虑经济效益。朝鲜李朝大规模使用铜活字印书，几乎都是皇家的政府行为，同样不必考虑经济效益。

那么活字印刷术为什么在古代难以商业化呢？

相比之下，古登堡1439年发明活字印刷术，很快就进入实用商业化阶段。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与拼音化的西文之间的差异。一套西文活字，包括大小写和数字及常用符号，不会超过100个，但是古代常用的汉字需要数万个。如果考虑到常用字的复本，制造一套实用的汉字活字，通常需要20万枚左右，甚至更多。例如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那套木活字是253500枚。由于活字印刷系统需要巨大的前期投资，必然使得一般商人望而却步，所以往往只能由皇家出面来实施。

更大的困难来自排版。在西文活字印刷中，面对不到100个符号，一个排版工人不需要太多的文化就可胜任。但是面对数万个不同汉字（它们通常被按照韵部来排列），一个排版工人就必须有一定文化才行——至少他必须认识这几万个汉字。只要回忆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文打字机，情况就很清楚了：那时常用汉字已经因为白话文和简体字而减少到只有数千字了，但打字员（通常由女性担任）仍然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字盘。和使用西文打字机的西文打字员相比，中文打字员为了能够在字盘中迅速找到需要的汉字，需要远远超过西方同行的训练时间和专业素质。

事实上，汉字最终摆脱了（和西文相比）在活字印刷上的根本劣势，只有十几年的历史——是电脑写作和电脑排版根本改变了这一局面。展望未来，汉字的辉煌时代还在后面。至于费力多年打造起来的“韩国发明印刷术”现代神话，最终必将成为见证中华文化传播世界的小插曲——他们所引为证据的文献，不都是汉文汉字的吗？

来源：《科学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