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面对鬼子的刺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只能苦苦哀求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欲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疯狂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他们人性沦丧、兽行肆虐，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暴行罄竹难书。“三光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进行了追根溯源。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乘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西欧和北欧迅猛推进、美国尚未完成战略准备、西方诸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下政策，攫取英、美、 法等国在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的殖民地，以期早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为放手南进，日军大本营妄想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使中国成为其“南进”的后方基地，于 7月23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的命令。为此，一面加紧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讹诈和政治诱降，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夺西安”;一面集中主要力 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在华北，侵华日军疯狂推行所谓“肃正建设计划”，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据点作锁的“囚笼政策”，企图分割摧毁各抗日根据 地。至1940年7月，日军在华北新建修复铁路2300千米，公路1.5万千米，新建碉堡据点2700多个，以进一步巩固其占领区。
为粉碎日寇这一恶毒的“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并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总部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遭受 沉重打击的日军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随后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扫荡”，并实施所谓的 “烬灭作战”，杀戮居民，对粮秣、房舍及其他物资设备进行彻底的破坏，也就是最初形式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作战”。日本学者新 村出主编的《广辞苑》(1955年第1版)收录了“烬灭作战”一词，将“烬灭”解释为“烧尽灭绝”，意即“烧光杀光”。
1940年11月16日，八路军总部通电全国，揭露日军在“扫荡”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暴行。24日，《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题为《粉碎日寇对 华北“烬灭扫荡”的新阴谋》的社论，指出：“日寇称其近日对华北进行的为‘烬灭扫荡’或‘焦土扫荡’，其内容便是：逢屋便烧，逢人便杀;俾其扫荡区域，屋 归于烬，人归于灭……日寇对华北的兽行，决不单是报复(注：指百团大战)，也决不单是军事企图。而是在其‘和平攻势’失败而增加局部军事逼迫的策略下，直 指华北八路军的。”当天该报的第二版还刊登了我华北军民痛歼暴敌，粉碎日寇“烬灭扫荡”，以及日寇在“扫荡”中所犯下的烧杀奸淫抢掠的种种暴行。这是我党 在“三光政策”这一用语正式出现前对“三光政策”最早的揭露。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批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提出要“继续对中国进行压迫，力求在昭和16年(1941年)夏秋之季，以军事、政 治、谋略的综合压力，解决中国事变”。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今后“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并调集除关东军外侵华兵力的75%和全部伪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清乡”和“蚕食”。
据统计，1941年至1942年的两年间，华北日军组织千人以上万人以下的“扫荡”132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就达27次之多，有时在同一地区 反复“扫荡”3至4个月。“扫荡”的伎俩更是五花八门，诸如“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梳篦清剿”“拉网合围”“马 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等。虽然日军在作战命令和作战术语中并未有“三光政策”或“三光作战”一词，而称之为“烬灭作战”“彻底的肃正作战(讨 伐)”“彻底覆(讨)灭”“讨灭作战”等。但毫无疑问，它们“实际是非常接近、或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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