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事件是日本挑起9·18事变的借口之一，这事件是怎么回事？

9·18国耻日

每年的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纪念日。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半，侵华日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借此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民间要求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沈阳市此举，引起全国普遍城市的响应，许多城市根据1997年1月1日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都要在这一天拉响防空警报，目的是为了警醒广大市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居安思危。也是为了增强人们的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

警钟长鸣

现在我们回想起9·18事变，它的发生是突然事件。但其实是早有预谋的行动。

早在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立了“把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来，自成一区，置日本势力之下”的侵略方针。

同年7月25日，田中义一给昭和天皇上了一本秘密奏章，这就是有名的《田中奏折》。

奏折内制定的长远战略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虽然目前没有了实证，现在的许多日本历史学家都否认此“田中奏折”的存在，但日本军国主义一步一步的实施步骤，都遵循了田中奏折的路线图去做的。

《田中奏折》

1931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因此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借以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缓和阶级矛盾。

但发动战争是要有借口的，否则在国际舆论上难以立足。由此驻守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制造摩擦，挑起事端。其中最主要的事端，就是“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

那么，这里所说的“中村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中村震太郎

1931年6月，身负重命的中村震太郎和退伍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 ”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

他们找了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作向导，先是经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然后又途经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沿途记录下许多重要情况。

做完这些搜集情报的工作后，准备与在洮南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

中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

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

“三道梁”手表

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

于是开始搜身，从中村的棉裤和行囊中，搜出了几张中日文的军用地图，几份关于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驻扎及当地人口、物产、风土人情的表册和笔记。

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还带着武器，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立即对中村等人进行审讯。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对他的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中村那样的死硬的，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 他开始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

9·18事变

中村看到助手的交待，知道再顽抗都是徒劳的，遂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完事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此时已是深夜时分。

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不一会，团副来宣读最后的处理结果了：“你们一行人，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现在在供词上签字。”

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

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

恰巧，关玉衡的司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手表后，趁混乱中无人注意的当口，捡起来手表来拿走了。

等这事过后不久，他就把手表押到大兴当铺，得到钱后就直奔洮南府翠花楼而去，并在那里狂嫖乱赌一通。

日本关东军

“立正！”

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从事间谍活动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

“啪啪啪……”

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

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关玉衡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

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

张学良将军接到汇报，立即做出指示，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但后来因为中村的那块手表出了问题，暴露了秘密杀害中村的事情。日本关东军遂一口咬定，这是东北军在“图财害命”，后来以所谓“自卫”名义发动“9.18事变”提供了一个借口。

其实，有没有这个借口，日本侵华的脚步也不会停止。没有这个借口，再找别的借口就是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参考资料：

《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姜念东主编

《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赵镇藩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九一八沈阳事件前后》何柱国《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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