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没想到，他的一场厦门大捷，给沿海老百姓带来空前浩劫

郑成功

1661年（明永历十五年，清顺治十八年）初，在历时一年的江宁会战中获胜的清廷，决心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消灭郑成功等南明最后的抵抗力量。

清廷趁明军新败之际，派遣安南将军达素，率领清军进入福建，并将浙江明安达礼属下八旗军，以及沿海各省绿营水军，都归达素亲自指挥，目的只有一个——全面进攻厦门，彻底消灭郑成功麾下的明军。

达素是清朝的开国功臣了，所以作战经验非常丰富，他率军抵达泉州后，为即将进行的战斗，做了两手准备：

一、策划暗杀阴谋

他用重金收买了郑成功的厨子张德，要他寻机毒死郑成功，不料事泄，被郑成功乱箭射杀。

二、毕其功于一役

他的作战计划是分兵三路出击，分别从同安、围头、海澄三个方向进犯厦门，还命令驻守广东的清靖南王耿继茂派兵北上参与围剿。

达素

这是一场堪称松锦决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汉满较量，双方参战舰只达到1200多艘；也是自1279年崖山海战以来，汉族与异族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

此战对清廷来说，就是一个扩张的过程，所以压力并不是很大；但是对郑成功来说，可不一样了。他肩负着汉族抵抗事业的成败，关系着郑氏集团的存亡，可谓是命悬一线。

战斗的激烈程度，用鏖战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郑成功的士兵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取得惨胜——清军的船只，几乎全部被击沉、夺获。

战后的场景是，海面上到处都是船只的碎片与尸体，在翻滚的红浪中上下起伏。

此役，参战的一万多人的满族官兵，被歼灭大半（不包括蒙古八旗、汉八旗）。主帅达素、李率泰等弃船而逃，才侥幸免俘，清军的参战人员损失达十之六七。

据战后统计，清军仅从三品以上的武官，就有28人战死，计有护军统领（正二品）伊勒图、前锋参领（正三品）佟济（镶白旗）、前锋参领（正三品）噶布喇（镶白旗） 等。

厦门大海战，对清廷的海上力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沿海各省水师在此役中几乎全军覆灭。

海战

郑成功取得了此战的胜利，稳定了他自北伐失败后，抗清势力危如累卵的局面。

也正是通过此役，清军再也不敢对他的部队轻举妄动；而郑成功也鉴于扩大战略缓冲的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攻占台湾、创建新根据地上面。

也就是在同年3月，郑成功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了被西方侵占了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

郑成功之所以不管后顾之忧，能全力以赴去攻打台湾，也侧面说明厦门海一仗，的确给清廷打残了，清廷再也没有力量卷土重来了。

而打了败仗的安南将军达素，灰溜溜的回到京城，老老实实的交待了这场惨败的经过。

自入关以来，清廷还没有经历武将这么大批战死的情况，顺治经受不住这么大的打击，在恼羞成怒之下，贬达素以尚书参赞军事。

顺治帝

早在去年郑成功屡败满军直捣江宁之时，顺治的尊严就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被激怒的他誓言要率部亲征，为此与孝庄太后爆发激烈冲突。

而此次厦门之征，顺治本来寄予其极大的希望，他一心期盼着，能通过此役，为满清彻底征服汉人划上个圆满的句号，现在幻想破灭了，他的身心所受到的冲击，是难以用笔墨来形容的。

既然征服不了，那就对他们实行隔离吧。于是，惨绝人寰的《迁海令》出台了。

本来早在公元1656年六月（顺治十三年），清廷就颁布过《禁海令》，主要内容如下：

严格禁止商民船只私自入海，不允许用大陆的产品、货物进行海上贸易，有违禁者，不论官民，俱行正法，货物充公，违令者之财产奖给告发之人；

负责执行该禁令的文武各官失查或不追缉，从重治罪；

保甲不告发的，即行处死；

沿海可停泊舟船的地方，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海；

如有从海上登岸者，失职的防守官员以军法从事，督抚议罪。

内迁线

又是严禁，又是责任制，又是保甲连带制，已经够严厉的了。

这一次来了个更干净彻底的《迁海令》。此法令1661年正式颁布后，还没来得及实施，顺治帝驾崩，康熙继位。

但先皇去世并不代表迁海令的作废，而是更残酷的规定。

1662年（康熙元年），辅政大臣鳌拜下令从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50里，并将该处的房屋全部焚毁，以及不准沿海居民出海的措施。

这么一来，老百姓的苦难真正降临了。

当时，迁界时限只有3天，“尽夷其地，空其人”，不愿迁走的居民全部惨遭屠杀。

而仓皇迁走的人也生计无着，一家家露宿野地，不得不卖妻卖子，实在没有办法的，只好合家饮毒，或上吊投河。

据部分史料的记载就能看出，这项政策的出台，给老百姓造成了灾难。

东山县志记载，东山县在迁界过程中当场被屠杀2万多人，而到迁界令结束时"生还者，十不过二三"。

粗略估算，仅粤东8郡死亡人数就有数十万。

著名诗人屈大均在目睹这一惨景后，在《广东新语》中沉痛地写道：“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强迁

1664年5月，在第一次迁海令实施了两年之后，清廷还嫌不够彻底，以有内迁百姓偷着出去打鱼，恐怕和台湾还有所联系为由，要求在原来内迁50里的基础上，下令再内迁30里。

这一下，百姓又遭了二茬罪。

原来本属内陆的几座比较繁华的城市，这次也被包括了进去。

清官吏往往先定一界的两端，拉直绳子作为定界，因此很多居民的房子，划界从中通过，便被迫要放弃房子的半间。

界上掘深沟，以分内外，稍有跨越深沟，走出界外的，便是死罪。

清廷派来的巡海使者来新会勘界，更以潮水涌至的河面定为划界的标准，以致逼城为界，城廓附近肥沃的良田，顿时给划到了界外，致使迁民“扶老携幼，流离载道，行乞街市，露宿街道，往往饿死。”

内迁

这两次迁界，光广东省就涉及28个州县，被迁士民数百万，抛荒田地共531万多亩。

广东新会诗人黄居石专门写有《蓰村行》和《哀江门》记述其事，今节选一段：

《哀江门》

江门一望堪痛哭，乱后徘徊江之曲。

日中江上不见人，草自青青波自绿。

毁瓦颓墙塌道平，四顾萧条目空极。

数百年来杂沓场，惟有昏鸦啼山北。

这些诗写来一字一血泪，可见当年清廷的“迁海令”，造成了多么凄惨的后果。

后来在《清圣祖实录》中，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迁移之民，尽失其业。”

这个结果恐怕是郑成功也没有想到的。他的初心是保住大明残存的一点抵抗力量，为将来的反清复明积攒一些资本，但却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一事实。

清朝官员

当年入关时，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将四旗扩展为八旗时，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每五牛录立一甲喇额真，每五甲喇立一固山额真。一固山就是一旗，共有八旗（参见《满洲实录》，《八旗通志》等）。

按照这个计算的话，每旗共有25个牛录，也就是五五制。每牛录300人，则每旗7500人，八旗共6万人。也就是说，纯满族兵士共6万人。

当然还有一个20万人的说法，总之，清军入关，兵力在6万——20万之间。但此处采纳6万人的数字。

一场厦门大海战，就让其损失一万余人。这对当时的清廷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否则顺治也不可能发雷霆之怒。

乾隆帝

由于满族本身就是一个不大的少数民族，兵员有限，从此开始，他们改变了打法，进行了以汉制汉、依赖绿营汉人维持统治的进程。

而且顺治以后，清廷的八旗逐渐衰落，满八旗已经没有当年那势不可挡的作战力量，不得不依靠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用以壮大军力并加强管理蒙汉臣民。

康熙在“平定三藩”时，主力阵容就基本上换成了绿营，这时起，汉族的百姓政治待遇有所提升，汉族官员也大量的进入朝廷。虽然话语权仍显得微弱，但是毕竟有了话语权。

真正到了太平天国时期，打仗基本上都是靠汉人的乡勇了。汉人在朝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可能是郑成功的又一个想不到。

郑成功

而且朝廷中随着汉人官员的增多，语言也改变了。由清军入关初期官方交流用纯满语，到康熙朝，满语、汉语同时使用，但已经以汉语为主导。后宫中自孝庄太后去世后，也以汉语为主。

到了雍正朝，朝廷上几乎使用的都是汉语。

再到乾隆时，他就曾因为皇子们国语（满语）不好而大发雷霆。而到了道光之后，恐怕连皇帝自己都不会说满语了。

根据清朝末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回忆，他只会几个简单的满语词汇了。

到了这里，不光是读者迷糊了，就连作者本人也迷惑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满族征服了汉族，还是汉族同化了满族。

这是否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大融合呢？

这可能是郑成功的第三个想不到。

结语：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且是由顺利方的掌权者书写的，但是内容却总是由老百姓的血泪来填充的。

总之一句话，老百姓在任何时候，对和平都有强烈的愿望，他们是用几千年的血泪才总结出这么一句话——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参考资料：

《清圣祖实录》

《清耆献类征选编》 清·李桓

《清史稿》民国· 赵尔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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