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梁王城（上）—走读中运河邳州段沿岸胜景之十 | 作者 张可春

山在那，梁王城在那，历史在那

沿中运河东岸的刘林遗址向南约2公里处，便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梁王城遗址。

梁王城遗址，位于苏鲁交界邳州境内，南距邳州市区约36公里，向北4公里即到山东省界，与枣庄市台儿庄区接壤，隶属于戴庄镇李圩村。

梁王城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17°47′629″，北纬34°30′713″，高程24——28米。这一地理坐标，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梁王城遗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分明。东南约2公里处为胜阳山，西南约3公里处为望母山，大运河从中间流过。运女河从东北向西南，沿遗址东流过，陶沟河、大运河从北向南，从遗址西流过。从李圩村向西走1公里，至中运河大堤之上，只见梁王城纪念亭和两块宽大的石碑耸立在大堤中央，一块是梁王城遗址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碑，一块是中运河（徐州段）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碑。站在大堤向西看，堤内是一片平整的农田，梁王城遗址的全貌尽收眼底。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这是一方宜居宜业的风水宝地。“两山夹一水，依山傍水”，正是梁王城遗址周围环境的真实写照。

史料记载，在现今的苏、鲁、豫、皖接壤地区，夏商周时期曾存在过一个徐国，古代文献中的徐方或徐戎、徐夷，相传是少昊氏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古徐国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直到春秋末期，公元前512年被吴国所灭，前后历经43世44代国君，绵延1649年。另一说1646年(公元前2158—前512年)。

古徐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兴衰更替中，创作了极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为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郭沫若先生在《历史人物》中指出：“中国的真实文化起于殷人，殷商灭亡后分为两大支：一支在殷人手下向北发展，一支在徐楚人手下向南发展……徐人的文明并不比周人初起的文明落后。徐是夏商周并存的古国，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文化是十分先进……吴越人的汉化一定受到徐楚人的影响……徐楚人和殷人的直系宋人是传播殷文化在中国南部发展的传承之人。”因此，古代徐国在我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该忘记的，古徐国在1600多年发展史中所创造的徐文化是值得研究、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所谓徐文化，是指商周时期淮海一带的徐人在当地夷人文化的基础上，吸取华夏、蛮越、戎狄等文化因素而创造的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时代特点的文化。

过去，由于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及考古学条件的限制，学者们对夷人的历史和文化，包括夷人中势力最强大的徐人文化知之甚少，今天我们理应摆脱封建正统史学观念的桎梏，借助于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逐步恢复夷人历史和文化特别是徐文化的本来面目，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认识我国古代的历史和文化。

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在郭沫若、徐中舒、徐旭生和顾颉刚、蒙文通、李学勤、陈公柔等著名学者的推动下，徐国历史文化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先秦中原之外的其他区域文化研究（如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徐文化研究还是相当滞后的，这种状况与徐国在先秦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相比是极不相称的。

长期以来，由于受考古条件的限制，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有许多关键问题，如：徐国都城的位置、徐国大墓的形制、礼器的组合、青铜文化的整体面貌等，都无法得以解决，徐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处于停滞状态。

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在徐人活动中心的淮泗流域，以及在长江以南的苏南、浙江、江西、湖南和湖北等地多次发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徐器，从实物上证明了徐国文化的发达，并且让我们了解到徐人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是相当广大的。但这些徐国考古材料多出于徐国本土以外，而且大都为零散出土，系统性不强，较难反映出徐国文化的整体面貌。由于徐国史料的极端匮乏，导致了徐国历史研究必须主要以依赖考古材料。如果没有考古上的新发现，徐国史研究就不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令人惊喜的是，徐国本土一直没有发现徐国墓葬和徐器的情况，到了1993年宣告结束。1993年初，江苏省邳州市博物馆对戴庄乡梁王城九女墩三号墩进行了发掘；1995年夏，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发掘；同年，南京博物院等对九女墩二号墩进行了发掘；1997年11月、12月，徐州博物馆、邳州博物馆对九女墩四号墩进行了发掘。这一系列发掘，连同八十年代初在生产建设中遭到破坏的九女墩五号、六号墩，出土了大量的徐国文物，尤其是九女墩二号、三号墩，出土了带有铭文的徐国青铜编钟及其他青铜礼器，结合相关的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专家们认为，九女墩大墓群为春秋晚期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晚期徐国都城遗城。

这一系列发掘，使徐国历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极大的激起了人们对徐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兴趣。早在1957年梁王城遗址的发现，后来又经过1995年、2004年至2009年两次为配合运河河道取直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对梁王城遗址进行多次发掘，发掘面积达10200平方米，取得重大成果。考古表明，遗址面积共有100万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堆积有四五米深，内涵丰富，从早到晚，依次为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商周文化层、春秋文化层、北朝-隋化层及宋元文化层等，历史延续约5000余年。

考古专家认为，梁王城遗址是春秋战国时期苏北最大的城址，梁王城连同周围同时期的鹅鸭城遗址、九女墩墓地共同构成了黄淮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框架。考古专家表示，这里可能是徐国国都，有望晋升为与汉兵马俑齐名的国家级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位哲人说过，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藏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导。历史是故乡的根脉，文化是故乡的灵魂。故乡是人类文明发源地的组成部分，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梁王城先民的后人，在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同时，理应担当起对徐文化的发掘、研究、传承的责任。如果先民们所创造的这笔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被我们忽略了，遗忘了，甚至被丢弃了，这将是一种很可恶很遗憾的事情。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有句名言：“历史孕育了真理，它能和时间抗衡，把遗闻旧事保存下来。它是往古的迹象，当代的鉴戒，后世的教导。”

作家阿来这样语重心长地说过：一方乡土，一方文化，在这个除旧布新运动进行得如此剧烈的时候，总会在来自外部世界的一系列“发现”之后，无论是出于跟上时代前进步伐的迫切愿望，还是仅仅出于留恋旧时岁月的惆怅情怀，无论是因为发展的需求，还是出于更深刻的文化的自觉，都该出现出于本乡本土的“自我描述”。

阿来又强调：当一种文化的变化主因不是产生于内在的愿望，而更多依赖于(受制于)大势的驱迫,这个文化本身就面临了非常大的风险。

是的，我为故乡这片土地上的悠久历史、深厚文化感到无比欣喜，也同时为她可能遇到的机遇和风险怀着深重的忧虑。也许，这就是责任。此刻，我似乎听到从远古传来九女墩编钟的长鸣，声音悠长、悲怆，动人心魄！那是一种呼吁。

于是,我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毅然打起行装,离开晚年定居上海优越的生活条件,逆袭北上,回到家乡,走近梁王城，走近鹅鸭城,走近九女墩，走近戴庄这座文化富矿，志愿做一名“文化矿工”，用我晚年剩余的微薄之力，一点一点地挖掘、研究、整理地下宝藏。此刻想到乡亲们种庄稼，我只是掌握时历，踏踏实实地耕耘，把丰收就交给大地吧。

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回答：因为山在那，梁王城在那，历史在那。

梁王城的发现和发掘

早在1957年的建国之初，江苏省考古界的前辈们，在文物调查时就已经发现梁王城遗址，并对遗址做出了初步判断，认为上部是汉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堆积，下部是商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到1995年，为配合淮河水利委员会东调南下河道取直工程，由徐州博物馆和邳州博物馆联合对梁王城遗址进行了小范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重要的遗物遗存。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作为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沂沭泗河洪水东调南下（韩中骆）工程在21世纪初陆续启动，根据规划，梁王城一带中运河道将向东拓宽40——50米。如此以来，梁王城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金銮殿”高台，将有近一半的面积在河道开挖后不复存在，梁王城遗址的两侧也将被削掉一部分。面对这种情况，对梁王城遗址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保护势在必行。

实际上， 先期的考古调查工作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启动，首先由徐州博物馆对遗址展开调查，2004年在江苏省文物局的统一领导下，又由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调查队对遗址进行了复查。调查发现：梁王城遗址由东、南、西、北四面城墙围合而成，平面近长方形，遗址上现仍存有高出周围地表约1——2米的城墙，其中南、北、东城墙均保存较好，西城墙情况不明。

经测量，梁王城遗址南北长1100余米，东西宽约900米，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城内西部有一高出周围地表1——2米的高台，当地居民通常称之为“金銮殿”。金銮殿高台西部已被中运河施工破坏，现平面近梯形，南宽北窄，东西残宽约120米，南北长约160米，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从运河岸边的断面观察，“金銮殿”高台文化层堆积厚度5米多，发现有大量的扁凿形鼎足、鬲足、罐口沿、豆柄、板瓦、简瓦等陶片。江苏省文物局专家组组长、江苏考古界的老专家邹厚本教授说：“梁王城遗址就像一本厚厚的书，一本活教材，各个时期的堆积都有，向人们展示其魅力。”

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从2004年的4月份开始，由南京博物院主持，徐州博物馆和邳州博物馆三家单位联合组成梁王城考古队共同进行发掘工作。期间，南京大学考古系、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学生在工地实习并不同程度地完成了部分发掘任务。由于发掘任务的繁重、遗址堆积的繁杂，考古队还从陕西、河南、山西、山东各地聘请考古技工参加发掘工作。以下是历次的考古发掘情况——

2004年4月—2005年1月,梁王城遗址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历时近9个月，发掘面积约1100平方米。基本搞清了梁王城遗址“金銮殿”高台的地层堆积情况及主要的堆积遗存、梁王城遗址城址本身的年代及城墙的结构特点等。

2005年3月—5月、2005年10月—2006年1月，梁王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历时5个月，勘探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对梁王城遗址城址内进行钻探，了解了城内的地层堆积情况。

2006年4月——2007年5月，梁王城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历时近11个月，发掘面积2100平方米。发掘发现一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大型作坊遗迹、西周墓地及梁王城遗址同时期的一处大型夯土台基。

2008年1月——2009年1月，梁王城遗址进行第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历时13个月，发掘面积约5500平方米。此次发掘区域主要处在“金銮殿”高台西侧紧靠运河的施工范围内。另外，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考古队又抽调人手对导流河施工区内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对梁王城南、北、西三面城墙进行探沟解剖发掘。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墓地，搞清了梁王城遗址西墙的确切位置，并在导流河处清理出一东西向的战国时期的排水沟渠。

鉴于梁王城遗址的重要性，2002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苏政发[2002]130号，遗址编号为389，分类号为I——11）。2004年——2009年，梁王城遗址的多次发掘均取得了重要收获，发掘成果显著，国家文物局南水北调专家组、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专家组及江苏省文物局专家组等，均对梁王城遗址的发掘成果给出了高度评价，人民日报、新华网、新华日报、江苏卫视、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徐州电视台、都市晨报、彭城晚报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历年的发掘成果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报道。梁王城遗址也在2005年入围34项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之一，2007年和2008年连续两年成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入围项目之一。

多年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遗址西部的“金銮殿”台地之上，发掘证明，梁王城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普遍在3米以上，最深处达5米。内涵丰富，地层堆积从早到晚依次为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西周文化层、春秋战国文化层、北朝——隋文化层及宋元文化层等。

“金銮殿”文化层可分为11层（略）。

梁王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持续了5年之久，发掘总面积达10200平方米，至2009年1月中旬此项工作才基本结束。作为江苏省近年来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也属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历时最长、发掘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项目。梁王城遗址的发掘取得了重大成果，共发现各个时期的遗迹906处，其中包灰坑537座、灰沟29条、墓葬274座、兽坑12座、房址、水井14座、道路4条、灶坑4处、窑址4处及大型夯土台基1处。发掘各类质地文物包括陶器、瓷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玉器、骨器及蚌牙器类等4000余件，人体骨骼标本500余件。

数据背后凝聚着梁王城遗址历年来发掘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和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苏北一座面积逾100万平方米的战国初期古城初现轮廓。

第二，发掘明确了梁王城由大城和宫城组成，是东周时期都城级建制的双城制古城，确定了梁王城城墙四至及城外的护城河情况，并对城内布局有了初步了解。

第三，揭开了西周墓地的神秘面纱。共发现西周时期各类墓葬66座，其中包括土坑竖穴墓57座，马坑7座，牛坑1座，各类墓葬较为集中的杂错在一起，且多出现叠压和打破关系。

第四，大汶口文化晚期房址、墓葬及大型作坊遗址的发现，再现了5000年前史前人类的聚落生活场景。

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是梁王城遗址中时代最早的一批遗址，包括房址、墓葬及大型的作坊遗迹。通过发掘，认识到梁王城遗址“金銮殿”高台上均有大汶口文化时期遗迹，其中台地北侧为居住区和生活区，发现有房址12座，陶窑2座及一处大型作坊遗迹。房址周围分布有儿童瓮棺葬6座。台地南部紧邻中运河道为墓葬区，共揭露出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142座，较有规律地排列在“金銮殿”高台西部1500平方米的范围之内，发掘再现了5000年前梁王城先民们的生活场景，为研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聚落布局提供重要的资料。

龙山文化浅地穴房址中的罹难者，见证了4500年前的部落冲突。

随着梁王城遗址考古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梁王城的庐山真面目定会更加清晰。2013年5月，梁王城遗址已被国务院核定为全国重点文化文物保护单位，并有望成为与汉兵马俑齐名的国家级大遗址。

“但在技术未达到能完全保护遗址的条件下，国家文物部门不提倡对遗址进行主动性发掘。”考古专家称，前几次对梁王城遗址的发掘都是抢救性的。

梁王城与古徐国

梁王城遗址发掘的价值和秘密究竟在何处？梁王城与古徐国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下面听听几位专家的论述。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林留根说：梁王城遗址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苏北地区最大的城址，具有长达5000年的历史文化堆积，它对于黄淮地区人类文明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历史上湮灭了的古徐国国都。梁王城连同周围同时期的鹅鸭城址、九女墩墓址共同构成了黄淮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框架。是研究黄淮地区人类文明起源的“活教材”。尤其可贵的是梁王城遗址大部是被黄泛泥沙层所淹没，遗址保存状况良好，适宜被列为大遗址保护对象。

徐州市徐国历史研究会副会长惠光名说：从遗址的文化层中可以看出里面还夹杂着一层淤泥层，淤泥层证明城池曾被水淹过，从年代推算，这更证实了遗址可能就是当年的徐国国都，并吴所灭。

吴原先生在《徐国兴衰》一文中指出：徐国的都城也是几经迁徙，在1600多年的迁徙中，有考证的主要有：

1、山东郯城。史学家研究结果，徐国最初封国时，应在山东泰山东北以南到郯城一带。山东泗水的汉舒村有徐国第五代国君徐豹墓。2001年10月，郯城县政府定徐豹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2、洪泽湖一带的徐城。泗洪县境内太平乡有个香城村，“城”即指徐偃王所筑之城，香城是因为城里传说有座徐偃王妃子的粉妆楼而得名。

3、邳州梁王城（良王城）。目前发掘出来的邳州梁王城（含九女墩、鹅鸭城等遗址），可以确定为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古徐国后期都城。连同第三次发掘，共发现灰坑122座，墓葬22座，房址11座，出土文物1000余件。本地曾有“金銮殿”地名，出土19枚宫廷青铜编钟，并镌刻“徐王子孙永保之用”铭文。专家张知寒先生在《略谈古代徐州》中说：“徐国治所（国都）在下邳。这是指徐偃王所建的徐国。徐偃王复国与邳，国都建在下邳理所当然。”“良王城在史籍中是有政治活动记载的，可以佐证良王城就是徐国政治中心之城，又是徐国基地之城。”

张瑾先生在《邳睢脚下的“徐国”故事》一文中指出：这块几近于方形的一平方公里的遗址，是埋在我们眼前的一部大书。据考古部门报告，从1957年发现遗址到21世纪初 ，省市考古部门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地下3——5米之间共发现11层文化堆积，其年代依次为大汶口文化层，龙山文化层、西周文化层，春秋战国文化层、北朝——隋文化层以及宋元文化层。从这里出土的上千件文物分析，梁王城遗址曾是徐国政治中心之城，又是徐国基地之城。

佐证这一推论的，还有同在戴庄境内的鹅鸭城遗址和九女墩墓地。两处遗址都有春秋中的出土器物，为后人研究徐夷文化提供了证明。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梁王城遗址的庐山真面目还会愈加清晰。

李艳华、孔令远两位先生在《古徐国历史与文化研究综述》一文中指出：孔令远的博士学位论文《徐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主要利用近年来江苏邳州九女墩徐国王族墓群的出土材料，以及梁王城、鹅鸭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材料，并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地民间传说，论证了邳州九女墩大墓群为徐国王族墓群，梁王城、鹅鸭城遗址为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证明史书和地方志中关于春秋时期徐人曾在汉彭城武原县一带活动的记载是真实的。

李艳华、孔令远两位先生在《春秋时期徐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对梁王城遗址与徐国的关系有更加详细的论述：梁王城遗址位于戴庄镇禹王山西北麓，中运河从遗址西边流过，现仍留有残存的城墙遗迹。城为方形，边长各为1000米。据村民介绍，五十年代时南边城墙的三座城门还可以看出个大概。城址西部有一高出地面2至3米的长方形台地，南高北低，面积约为18000平方米，当地百姓称之为“金銮殿”。金銮殿遗址地表多黄灰土，惟有些地方是深灰土，在河道冲刷的断壁上可看出灰层，上层堆积有垒垒的砖瓦、大缸、细柄豆，以及少数几何印纹硬陶等。下层有灰绳纹陶鬲和罐，有弦纹的黑陶豆，还有鹿角、蚌壳、穿孔石斧，明显表现出商周遗物特征。从种种迹象看，金銮殿遗址在春秋时期以及汉代曾建有宫室或宗庙一类大型建筑。

1995年夏，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徐州博物馆和邳州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面积为650平方米，主要集中于遗址的西部，靠近金銮殿的地方。遗址地层堆积情况复杂，最厚处达6米，共分7层，第7、第6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第5、第4层为商周时期堆积，第3层为汉代地层，第2层为汉代以后地层（具体情况略）。

距梁王城遗址约1公里的刘林遗址，是一处内容丰富的新石器至商周时代文化遗址。1958年冬，这里发现一座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大多已流失，征集到的有方壶2件，镂空方盖1件，西簠2件（其中一件有铭文两行八字：“西槑作其妹歖全䬱钲钤”），匜1件，銜2件，勺2件，钤3件（其中一件剔出铭文：“西槑乍其妹歖䬱钲钤”），镂空瓿1件，大鼎1件（此墓部分器物见附图十二）。据高明、张正祥等先生考证，西槑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晚期，约公元前600年前后。这几件具铭铜器为嫁到徐国的贵族女子歖所带来的陪嫁之物。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水经·济水注》等书的记载，徐在周楚的打击之下，向北迁徙到汉彭城武原县一带，这段史料记载与考古发掘情况正相符合。考古材料证明，梁王城一带不但是汉代武原县的城址，而且还是春秋时期至少是春秋中、晚期徐国的都城遗址，而这里众多风格独特，前后连续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又表明，徐人或许即为此地的土著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