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17岁男孩多次违纪被教育，家人却以抑郁症为由索赔96万

“这样谁还敢管学生！”贵州黔东南，17岁男孩上高中时经常犯错，被班主任安排进入思想道德提高班，不久后孩子确诊抑郁症，治疗3年后在家中坠楼身亡，父母认为是学校教育方式不当致孩子患病，多方投诉无果后，诉至法院索赔96万元，法院审理后这么判！

(案例来源：三穗县法院)

王成和李静是夫妻，两人育有一子王森，王森17岁时进入当地一所高中学习，班主任为龙老师，同时学校成立“思想道德提高班”，各班班主任兼任辅导员。

进班学习对象为不服从老师管教、态度行为恶劣的学校；班主任已多次提醒教育仍屡教不改的学生；家长接班主任通知未到校共同教育的学生；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等。

该班以自学为主，要求违纪学生按照正常上课时间上课，学习内容除课程和作业外，还有《思想道德读本》和《弟子规》等。

5月4日，王某因半期考试语文成绩差，且试卷多处答题空白，被龙某责令在家抄写试卷的知识框架，次日王某因未完成，被龙某安排进班接受教育。

6月12日、6月15日，王某因迟到和上课打瞌睡，被龙某安排进班接受教育；6月22日至24日，王某因打瞌睡，连续3天被龙某安排进班接受教育。

7月12日，学校未安排王某参加期末考试，8月开学后，王某未到校就读，11月22日，王某在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父母相继带王某到4家医院就诊。

期间，王成向县教科局书面反映龙老师折磨、摧残王某，教科局书面答复，未发现王某遭受龙某摧残压迫的行为，后“思想道德提高班”停止教学活动。

此后，王成先后向信访局和省、国家有关部委进行信访，反映学校的教学管理行为导致王某患精神分裂症，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

教科局答复称，思想道德提高班是用来教育违反校规校纪的学生，而不是用来惩罚学习后进学生；未发现龙某对王某有辱骂、殴打等行为；认为王某患病与学校没有因果关系。

王成向州政府递交复查申请书，提出“思想道德提高班”实为禁闭室、用来惩治后进学生、是变相体罚、系王某产生精神分裂症的直接原因、应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理等。

州教育局调查核实，认为该局无力认定“思想道德提高班”与王某患精神分裂症是否有因果关系，未发现龙某将王某撵出教室、反复整治等行为。

期间，王某在家坠楼身亡，因双方对王某患精神分裂症的因果关系等发生争议，王成遂将学校诉至法院，要求学校赔偿962406元，理由如下：

第一，“思想道德提高班”的教学行为有辱学生人格尊严，为明显的变相体罚，王某被诊断为分裂情感性障碍，是因学校多次关入违规举办的“思想道德提高班”所引发。

第二，治疗3年后，王某在家中窗台坠楼身亡，此结果与学校多次将其关入“思想道德提高班”有因果关系，学校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学校辩称：

第一，“思想道德提高班”与学校上下课同步作息，学习资料为学校校规、弟子规、各学科教材内容，符合国家规定的教学内容，没有殴打、侮辱、变相体罚学生。

第二，王某就读高中前，初中阶段就存在性格内向、自卑、不善与人交流，曾被其父降级就学，经常上课不带课本、不完成作业、上课打瞌睡、学习成绩差等，家庭教育引导存在问题，学校已尽到及时通知和沟通的义务。

第三，“思想道德提高班”的教学管理行为发生在4月至6月，王某第一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11月，时间距离5个月，其精神分裂症与学校无因果关系，针对王某所实施的5个教学管理行为无过错。

4.学校无《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第1款所列举的12种行为的法定责任，且原告提出的各项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首先，关于因果关系问题。

王某在11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家医院对发病原因未有说明或难以说明；在鉴定过程中，因被鉴定人死亡而无活体精神检查，致鉴定机构未能进行司法鉴定，说明致病原因和因果关系的认定是一个复杂认证过程。

综合王某患病前性格、家庭教育、在校表现、思想道德提高班教学方式，以及王某短暂进班学习时间、学校教学管理行为以及原告所提供的全部证据等，均难以确定王某患病是学校办思想道德提高班所致。

其次，王成信访后，县教科局、州教育局已进行调查并回复，不认定思想道德提高班及老师的教学行为存在不当之处，且老师并未对学生进行辱骂、殴打、侮辱人格、体罚等行为。

原告主张学校开办思想道德提高班，是非正常的教学活动，存在侮辱人格、变相体罚有过错行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后，《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9条规定，因学校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或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违反工作要求、操作规程、职业道德等，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12条第1款规定，学生有特殊体质、特定疾病或异常心理状态的，学校不知道或难于知道的；学生自杀、自伤的，学校已履行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

综上，判决驳回原告诉求，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