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承焘：每天所读的书，应该有一种是精读的，另一种是泛读的

我是一个天资很低的人，但是也正因为这，才促使我发奋苦学。我曾经谐笑地告诉一位朋友:“‘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我早年考进温州师范学校，那次入学试题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那是“礼记”:“学记”里的两句话)。我还记得在试卷里这样写:“凡是自以为学问已经足够了的，那是没有学过的人；说教学没有什么困难的，那是没有做过教学工作的人。”这是一个十四岁孩子说的话，但是它对我的后半生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十五岁到二十岁，是我学习很艰苦努力的时期。一部“十三经”除了“尔雅”以外，我都背过。记得有一次，背书背得太疲倦了，从椅子上直仆向地面。我从七、八岁起就对读书发生了兴趣，一直读了几十年，除了大病，没有十天、半月离开过书本。

现在回忆起这段苦读生活，我有两点体会。

第一:“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两句话是有道理的。

不懂的书读多了，就能逐渐了解它的语法、修辞规律，贯穿它的上下文，体会其意义。随着读的遍数的增加，思考次数的增加，全文就终于会读懂了。不要以为朗诵是没有意义的事，无论是诗歌或散文，从前的作者都在它的音节声调方面花了很大劳力，即使一个虚字，他们也不肯轻易放过。大家知道的故事:欧阳修写那篇“昼锦堂记”，开头两句本来是:“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为了句中需要加两个“而”字，他特地派遣驿马追回已经送出去的稿子。读者在这些地方不可辜负作者的苦心。通过朗诵，可以交流作者和读者的思想感情，也可以考验一篇作品的思想感情的高低深浅，有些缺乏感染力的作品，是朗诵不起来的。有些好作品，好教师只要作一次朗诵，学生就能了解它含义的十之七、八，可不必多费唇舌作讲解。通过朗诵，容易了解作品，也容易记得作品。有学生问我:“研究古典文学与研究其它学科有何不同，它的特殊性是什么?”我直率地答道:“朗诵”是研究古典文学的特殊性之一。

最近我在北京参加北京音协举办的“九宫大成”演唱会。象苏东坡的一首“念奴娇”，他们用各种方式演唱:有独唱、合唱，有男声、女声，很是动人。五、六年前我曾向中央教育部提议:请各地老先生用各地腔调朗诵旧体诗词，把它录下音来，可作为朗诵的百花齐放。

“书声”是充满诗意的一个辞汇。“书声琅琅”是生活中很美好的一种境界。苏东坡贬官海南岛时，作一首写邻童书声的五言古诗，读之令人神往。可是，现在我们在大学里很少听见书声，好象把朗诵看作一种不正常的事。其实，学习古典文学而不朗诵，那就不能体会好作品的许多好处，也辜负作者许多苦心。从来都说“读文”“吟诗”，没有说“看文”、“看诗”的。我们以后要通过各种活动，来培养大家对朗诵的兴趣，通过朗诵，不断加强对作品的印象和加深对作者感情的领会。

第二点体会是工具书的重要。

过去我花了许多精力硬背“十三经”，现在看来大部分精力是浪费的，我所硬背的书有大部分是可以用工具书来解决的，如果把这部分精力用在别的方面，还可以多做好些学问。当然，需要背的书仍旧得背熟。

一个大学生，如不懂得运用工具书，该是没有毕业的资格的。青年人要有运用工具书的知识与习惯，专家学者要有肯编纂工具书的见识。“聪明”人如果认为编工具书是不值得做的“笨事”，那才真是笨想法。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浙江巡抚阮元，在杭州立了书院，其中聪明的学生会写文章，后来辑成好几集的《诂经精舍文集》；天资“低”的学生只是抄辑经书子史，一条条老老实实地分类粘贴成为一部《经籍纂诂》。这本工具书超过了《康熙字典》，后来就在学术界替代了它，到现在还很有用，印过许多种版本。这比天资高的学生所写的《诂经精舍文集》实用的价值大得多。

最近，中央文化领导部门极重视工具书的编写、重印、整理工作，已印出的有《太平御览》等，即将印出的有新编《辞海》等。我们预料，十年之内，大量工具书编成了，必定能推动学术研究工作的突飞猛进。

二十至三十岁是我治学多方探索时期。我在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北京和西安住过五、六年，那时我对王阳明、颜习斋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在西北大学讲过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十多年前，一度发愿研究“宋史”，想重编一部“宋史”，花了五、六年工夫，看了许多书，后来知道这个巨大的工程决非个人力量所能完成，就放弃了。

廿五岁我回到温州。那时瑞安黄仲弢先生家里“基绥阁”的藏书移藏在温州图书馆里，我将家移至图书馆旁边，天天去借看，几乎本本都翻过。每天晚上把它记入日记。这时期书看得比较多，对我打基础的工作帮助很大。

卅岁左右，我动手作词学研究。十三、四岁时学做旧体诗，每句要先记好平仄声。有同学问我:“学填词吗?”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填词”两个字。在另一同学处见到一本“词谱”，试作一首“如梦令”，最后两句是:“鹦鹉，鹦鹉，知否梦中言语?”张震轩老师看见颇为赞赏，用浓墨在句旁加了几个大密圈，这几个浓墨大密圈，至今对我仍有深刻印象，好象还晃耀在我的眼前。这启发我知道老师奖励学生的效果；了解李刚主劝友人教子“督子十过不如奖子一长”是句至理名言。

我的《词人年谱》是几十年来铢积寸累写成的，看了几百部文集和笔记。这是由当时一位姓伍的朋友做“六朝诗人年谱”，引起我的写这书的动机。做姜白石词旁谱的研究、着手于在严州中学教书时。白石旁谱历来被视为是无法研究的一门绝学。《四库全书提要》比它作“薛鼓鲁鼓”，认为无法求其音节。我当时年少气锐，要做“攻坚”工作，孜孜兀兀地写了好几篇文章，发表在“燕京学报”上，但现在对这门学问还只是一知半解。解放前，由于治学方向不够明确，因而不能站得高看得远，研究的题目也太小，太琐碎，这些都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提高。

关于博与专的问题:二者本是相辅相成的。要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专的指导下求博。

问题在于二者孰先孰后?应从何时开始求专?从前人所谓“由博返约”，是主张先博后专的。认为在一定博的基础上才能专，这是对的。但是从前人主张四十岁以后才可以著书立说，说四十岁以前，“只许动手，不许开口”。这虽是做学问谨严的态度，但是四十岁才开始专，是太迟了。

我认为在有老师指导之下，二十多岁就应该试手做专门学问。由专向博是很自然的；如研究杜诗，必须读唐书，读李白、白居易诗，读六朝诗、全唐诗、宋诗……如此辗转增益，自然成博。非博不能成专，专的要求，促使他非博不可。

一定的博是要的，但是泛滥无归得太久了，也是浪费精力。我见过有些老先生读了大量书卷，但终生没有专业，因此没有研究成果，对学术没有贡献。一个人到五十岁以后，精力日衰，此时才开始作专门研究就太迟了。

目录学书是入门引路的工具。早些的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近的如梁启超所开的国学书目，对初学都有好处。但在从前，根据书目去找书、找版本好的书，是很费事的。现在有《四部备要》一类书，为我们选择了好书、好版本，这就是具体的目录学。每日翻一部或两部书，只要知道它的著者、卷数和内容大概(原书上已印有提要)。两三个月就能翻完全部《四部备要》，就会知道治学的门径。知道门径以后，就可在其中选择自己要专精的一部分。这样求博不是泛滥无归的博。我认为，在二十多岁时这样做，是并没有多大困难的。

每天所读的书，应该有一种是精读的，另一种是泛读的，不可同一对待。比如我们交朋友，有泛泛的朋友，也要有知己的朋友。前者只要了解大概，后者应该读透它。正如交友一样，不能只有泛泛之交而无知己，也不能只有几个知己，对其余的人一点也没有接触和了解。

怕书多，读不了，也是一个问题。章学诚《文史通义》里有一篇题目叫“假年”，说:“有人认为古代书少，后来书一代多一代，现在要把所有的书读完，就要有古代人几倍的年龄”(“假年”，是用孔子:“假我数年卒以学易”这句话)。章学诚批判这人说:读书犹如饮食，如果有人要多住几十年吃光天下的好食物，这不是很狂妄可笑的吗?(大意如此)。怕书多的，实是对学问没有入门的人。我们读文学作品，若是为了欣赏，并不要读许多书。比如读唐诗，读透百首也尽够了。若做专业研究工作，就是很大的图书馆我们也是只怕书太少，而不会怕书太多的。

专家研究工作怕书少，而一般初学者却不要贪多。近代扬州有一位《文选》学家李详，少年时因为家贫无书，却读熟了一部《文选》。古人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其实这两句话有因果关系。案头书少，所以心头的书会多起来；案头书多，分心了，不能专精，心头的书便多不起来。

求专的首要条件是有恒，王安石的“褒禅山记”里面有两句话说:“其入愈深，其所见愈奇。”“浅尝即止”的人是永远不会见到这种境界的。这篇游记中说当时有人怕路难走不敢入；有人怕深入烛火不继，有人半道折回。求专的道路也会如此阻碍重重:如资料少，同调少，引不起社会上的反应，被别人讥笑为钻牛角尖等等。因此主观上发生动摇，半途而废的人便多了。

过去这几十年，主要是兴趣支持着我的学习。但兴趣是靠不住的，生活变了，兴趣也会改变；兴趣变了，不但会使学问方向改变，并且会改变整个生活。所以完全靠兴趣支持的人，在事业上能取得成就的是不多的。事业、学问的成功主要在于知其本身的重要意义。我看见过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研究中文的论文题目，有些是很窄很深的，如对韩非子的篇目研究等等，这些却不为中国大学生所注意。又如日本人研究中国学问的，如林谦三的“唐燕乐调研究”，桑原藏的“蒲寿庚考”等，这都是中国学者望之而却步的题目，而他们却都有深刻的研究，卓越的成就。我国学者们在今天百花齐放的时代里，如果还不努力，那真是愧对自己的祖先，辜负了这个大时代了。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今天研究我国文学遗产的意义，就会为这一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副精力，决不会半途而废了。

上面所说的，只是我个人学习中的几点体会，未必正确。经验总是每个人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来的，不能全部照搬别人的，自己的经验也不可能照样传给别人。但是我以前所走过的弯路，却可指出给别人作为前车之鉴。“笨”是我的本钱，今后我还要用自己这一股笨劲继续努力，为社会主义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