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照相馆偷拍慈禧葬礼，直隶总督端方被弹劾革职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农历十月二十二日（11月15日），慈禧皇太后在西苑仪鸾殿驾崩。她的葬礼筹备了整整一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1909年11月15日，慈禧的棺椁入葬普陀峪定东陵地宫，就在此时，一名来自天津“福升号”照相馆的摄影师和他的三名摄影助理，在葬礼现场捅了个大娄子。

一

这件事源于深受慈禧信任的官员端方。端方（1861—1911）是满洲正白旗，与荣禄、那桐并称“旗下三才子”。他醉心于古玩收藏，最珍贵的私家收藏是一套商代青铜器，他也爱藏书、笃嗜金石书画。他创办了暨南学堂（今暨南大学）；中国最早的几家官办图书馆——江南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湖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的创立都得到了他的鼎力支持。

端方曾以闽浙总督身份率团游历西方十国长达八个月。他带回一台放映机，给慈禧老佛爷放“活动影戏”，不料操作失误，放映机当场烧毁。1909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

慈禧太后归西后，多次操办过皇室婚丧嫁娶典礼的端方，兼任“山陵大差”总办，负责慈禧奉安仪式的相关事宜。

1909年11月初，隆裕太后任命亲信太监小德张坐镇玉田县城，监督由北京到东陵的灵道事宜。端方和御前护卫张勋、禁卫军首领姜桂题一起拜访小德张。见面时，端方只略微动了一下胳膊以示行礼，城府极深的小德张不露声色，但心里给他记了一笔。

二

慈禧陵的重修工程历时十三年，直到她驾崩之前才完工，其奢华程度居清朝皇后陵寝首位。慈禧入殓，同时放进棺椁的还将有大量金银珠宝等殉葬品。出殡之时，皇室成员、文武百官将倾巢出动。这一过程的震撼力可想而知，在新闻业尚处萌芽时期的清末，如果能拍到出殡现场的照片，必然可以天价卖给外国人。

当时照相馆是高科技产业。天津东马路商业街有一家“福升号”照相馆，老板叫尹绍耕，专为达官显贵提供人像摄影服务，也拍热点事件，高价卖给杂志。袁世凯小站练兵，尹绍耕就买到了独家摄影权。

上面两张袁世凯的照片，都是出自于福升号，在当时，可以称为袁世凯的御用照相馆。

怎么才能进入慈禧太后奉安仪式的现场拍下独家照片？尹绍耕想了个办法——通过贿赂端方的随身侍卫刘某，他获得了为端方珍藏的字画贴册、古钱古董等藏品摄影留念的机会，由此取得了端方的信任。这件事在清末文人、评书作家戴愚庵的《沽水旧闻》中有记载。

端方是个新派人物，出国考察时他就买了一台照相机，自己也拍了不少照片。他也意识到慈禧太后的奉安仪式具有重要价值，值得记录下来。在尹绍耕的恳切请求之下，端方决定让尹绍耕和他的弟弟尹沧田，以及“福升号”摄影助理刘寿山、车夫孟长禄乔装成自己的随从，和他一起参加慈禧葬礼，伺机拍摄。

三

奉安仪式如期举行。北京到定东陵120公里，为慈禧太后送葬的队伍走了整整五天，抬棺杠夫多达数千人，分几十班轮流抬运。满朝文武身着黑色丧服，官帽上摘掉了代表官衔的红珊瑚、蓝宝石和顶戴花翎，随着慈禧的棺椁浩浩荡荡前进。

尹绍耕等人扮作端方随从跟在队伍中，“一路以快相匣窃摄多帧”——边走边拍。抵达定东陵后，棺椁下葬，文武百官以及所有随行人员全都伏地恸哭，尹绍耕等人也没想太多，接着拍。当时的照相机，在拍摄光线较暗场景时必须用镁光灯，拍照瞬间镁光灯内镁粉被引燃，伴随着“砰”的一声，发出耀眼强光，冒出蓝烟。可以脑补一下这个过程会产生多大动静。他们的行迹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百官愕然，隆裕皇太后更惊出一身冷汗。

后来，葬礼主管官、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在一份奏折中写道：“孝钦显皇后（慈禧）梓宫（棺椁）永远奉安，山陵见有官役人等，携带照相器具，沿途拍照……梓宫将到葬普陀之时，该官役等仍在陵寝内外任意拍照，臣已不胜骇异。初三日，乃闻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于宝城后东沙山上见该官役等仍前拍照，随即派人当场拿获。”

四

负责处理此事的是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载沣想大事化小，但一直想报复端方的小德张，联手孙李国杰一起以“妨害风水、破坏灵道、偷照御容、故意亵渎”为由要查处端方，隆裕太后也主张严惩。

端方多方疏通未果。几天后，军机处对他予以革职处分。与其说是照相捅了马蜂窝，不如说是因为得罪了大太监，最终而吃了哑巴亏。尹绍耕兄弟因为擅自摄影获“大不敬”罪，被判监禁10年，罚金数万。端方的随身侍卫刘某终身监禁。

实际上，为葬礼拍照并未犯法。北京端华照相馆，便获准拍摄了整套资料并制作了《清西太后丧事录》摄影集；上海同生照相馆也曾应邀进京，专门摄制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丧事照片。

事后，社会舆论纷纷谴责清廷封建统治，广州《时事画报》评论：“欧美各国君后之相遍地悬挂，未尝以为亵也，今满政府则拍照一相，监禁十年。专制于此，足见一斑矣。”好在尹绍耕兄弟也没坐几年牢，两年后清廷垮台，他们随即被释放。福升照相馆后来仍继续营业，现在还能看到30年代赵秉钧、杨以德等实权人物在这家照相馆拍摄的肖像或大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