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建国之初，伟人为解决腐败问题，铁面无私“打老虎”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为何在各项事业热火朝天推进之时开展“打虎”运动？这要从东北局的一份报告说起。

1951年8月31日，时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在东北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出，自东北转入以经济建设工作为中心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住资产阶级的诱惑，产生了严重的贪污蜕化。

不仅如此，东北一级机关中也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他建议开展群众性的民主运动，以揭发、打击贪污蜕化和官僚主义现象。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在东北展开。在三个多月中，共揭发贪污分子3629人，仅东北贸易部检举揭发的金额就高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

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非常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没有进行处理。这场运动深刻教育了东北地区的党员干部，贪污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机关的开支也大为紧缩。11月1日，高岗将开展此项运动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

报告中，高岗第一次将增产节约和反贪污斗争联系起来。毛泽东阅后敏锐地觉察到，政府部门各级干部反贪污腐化问题不仅是东北，而且是全国范围内都相当迫切的问题。

当时，为支持抗美援朝战争，1951年国家全年预算比1950年增加了60%，其中总预算的32%直接用于朝鲜战场，这还不包括苏联政府的军事贷款。国家准备在1952年建设多个重点项目，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当时的新中国面临一个尖锐的矛盾：支出大幅度增加，而财政收入却十分有限。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在当时的情况下，增产节约是唯一的办法。10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方针，决定从11月起开展全面增产节约运动。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他强调，为了继续支持抗美援朝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必须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1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转发高岗的报告上写道：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

此时，各地反映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报告一份接一份报到中央。报告显示，经济工作部门贪污现象最严重。如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路星元一人，贪污金额就高达2.47亿元。

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各区也曾连续揭发和处理了若干贪污事件。尤其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兼专员张子善被人揭发，贪污挪用公款达200亿元。刘青山、张子善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却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这让毛泽东十分震惊，他认为“三反”斗争已不是局部性的斗争，“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

12月1日，党中央在《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中明确规定：所有党员，凡是利用职权实行贪污、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2月5日，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要求各地“迅速订出自己的反贪污计划，并开始着手发动这一斗争”，要求政府系统（重点在财经部门及总务人员）、军事系统（重点在后勤部门）、党派团体系统都要迅速开展“三反”运动。还专门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简称中节委）。

展开：大张旗鼓地进行“三反”斗争

“三反”运动部署刚下达，装甲兵司令部就率先提交了工作报告。对此，毛泽东表示：这个报告着重在精简节约和反对浪费方面，并且还只是部分的开始，但已很有意义，使人高兴。他要求“全军立即展开这一斗争，发动全体指战员，进行精简节约，反对浪费，反对贪污，并将这二者既分开而又联系起来”。

当时，军队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军在作战费、建设费、事业费中的浪费和积压高达40亿—60亿斤大米。贪污现象也非常普遍。从1950年12月到1951年4月底，华北军区贪污案件就占全部受纪律处分总数的30%—40%。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特别提出，要在军事系统的后勤部门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2月11日，毛泽东命令全军“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随后，总政、总参、总后、华北军区、西南军区等都相继召开动员大会，要求各单位认真开展精简节约和“三反”运动。

毛泽东要求各大军区“从发现浪费现象，去发现贪污现象”，提出“注意资产阶级和旧统治阶级腐化我党我军的严重危险性，迅速布置一个大张旗鼓的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反贪污斗争”。

12月13日，总政向毛泽东汇报了精简节约和“三反”的部署情况。毛泽东认为，总政关于“三反”斗争的分析和布置是正确的，希望其他各部门“凡未作这种分析和布置的，都应作出自己的分析和布置，并向中央作报告”。12月19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全军：整编工作必须结合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去进行，否则“整编工作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内容就会残缺不全”。

随后，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军区都按照毛泽东关于“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的指示进行“三反”运动。12月21日，在复电中南军区党委并告华东军区、西南军区时，毛泽东要求“应立即发动这一斗争，使贪污浪费的狂澜早日停止”。

为加强中央直属机关对“三反”运动的领导，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安子文、杨尚昆、肖华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书记。同时，还成立了军队系统总党委，肖华任第一书记、徐立清为第二书记。

各大军区开始行动起来。西南军区以“革命军人的战斗姿态”，“毫无畏首畏尾拖泥带水模样”开展“三反”斗争。“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有些被动”的华东军区“现在已完全主动了”。甚至在最前线作战的二十六军都开展了“三反”运动。

毛泽东还要求各大军区也应仿照西南军区每周一次简报的做法，以便“互相比赛战斗成绩，由中央加以评判”。毛泽东对“三反”斗争进展缓慢的大军区进行了批评，指责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要求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西北军区当时正进行转业集训和整编工作，清出的贪污分子很少，“一亿元以上大‘老虎’还未发动去捉，甚至连计划都没有”，毛泽东命令西北军区“‘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不许整编”。

12月31日下午，中央直属总党委召开党政军团群扩大党委会，会上宣布：中央所属各部门限期发动群众揭发检举和坦白，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不管什么人，部长、局长……官僚主义、手上不干净的，一律撤职，撤职后补给饭吃。会上当场宣布对军委技术部部长戴镜元等三人“撤职查办”。

1952年1月4日，毛泽东亲笔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如果不彻底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

1月9日，毛泽东就军事系统的“三反”运动报告的处理问题批示肖华：军事系统的“三反”报告有需处理的，一概请你们处理，包括军委各部、各大军区及志愿军的一般问题在内。只有若干特殊问题，必须经过我才能解决者，则由我来处理。我主要是管党政军民都有关系的一些问题的指导。

1月10日，毛泽东肯定了空军党委的做法，即首长带头检讨，以发动群众揭发批评；再号召自动坦白，同时设立意见箱让群众检举。同日，西南军区直属部队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深入动员开展“三反”运动。贺龙在会上讲话：“过去我们打游击战争，有原则，有立场，生活很艰苦，干得很有劲，进了城市有些人就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诱惑、进攻。”“这次毛主席打了一个大雷，才把全国各大行政区和全国人民惊醒。”

高潮：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

尽管经过前期“疾风暴雨”式的动员，但“三反”运动并没有像预计的那样“真正发动起来”。如何突破运动瓶颈，将全军的大小“老虎”搜寻干净？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认为分配“打虎”数量是较有效的方法。

1月18日，毛泽东提出搜寻老虎应遵循“嫌少不怕多，有多少就应查出多少来”的原则，强调要“特别注意查出大贪污犯”。在给中南军区和华东军区的电报中，毛泽东提出“尤其注意打一亿元以上的大‘老虎’”。

他估计华东、中南、西南军区“至少有大‘老虎’200个以上”，华东、中南军区的老虎可能更多，要求各大军区“提出一个大‘老虎’的估计数字”。

几天后，毛泽东又提请全军注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得出“老虎”的估计数字，有方向地去“打虎”。

各地形成了一股“打虎”热潮。华东军区颁布了“打‘老虎’、肃清贪污”令，号召全军向贪污分子展开猛烈进攻。华北军区通过组织“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把“打虎”专业化，5天内查出大小“老虎”288只，其中大“老虎”12只，贪污款额总计65亿元。

中南军区也“从民主检查转入清查贪污”阶段，毛泽东随即督促中南军区“应立即重组队伍打‘老虎’”。军委直属系统最开始计划捉100只大“老虎”，几天后就追加到250只。

“打虎”过程中，各单位想出了很多“打虎”办法，总结了很多经验。如中南军区总结了七条寻找大贪污犯嫌疑踪迹的方法；空军在发现问题较多的部门加大组织力量，进行“搜山”，对逮捕的“大老虎”组织力量审讯，再确定重点“老虎”，分工包干；华北军区由懂政策、会算账、突击力强的人组成“打虎”基干队，专案专人，包打包查。军委直属系统的“打虎”强调斗智为主，攻心为上，分化敌人，利用矛盾，以“虎”攻“虎”。

为乘胜追击，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召开公审大贪污犯大会。据《人民日报》2月2日报道，在公审大会上，军队系统的王丕业、孙建国因贪污数额巨大，分别被判处五年和十年徒刑。

随着各大军区“打虎”数量节节攀升，毛泽东认定搜“虎”正未有穷期。让毛泽东认为全军“老虎”还可挖的，是华北军区第十军的“打虎”战果。最初，第十军捉到“大老虎”59只，计划还可捉到30只—40只“大老虎”。

毛泽东认为第十军无生产无大建筑，过去被认为比较规矩，尚且查出这多“老虎”，那些有生产有大建筑，或过去不大守规矩的部队和机关“老虎”要更多。

由于定预算“指标”，过分强调“打虎”实绩，导致各单位争当先进，你追我赶，出现了一些“左”的现象。为此，毛泽东强调在“打虎”的关键阶段“可疑错，不可打错，防止逼供信”，“在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同时也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3月1日，军委直属总党委扩大会议决定，既要彻底肃清“残虎”，也要防止与纠正“左”的偏向，提高“打虎”战术，着重靠调查，算细账，领导上不要急躁，不要冲动。会上还规定了两条“打虎”纪律：禁止打、骂、捆等人格侮辱和变相肉刑；不得采用“疲劳战术”和“车轮战术”。全军“打虎”运动中“左”的偏向有所纠正。

处理：“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

毛泽东告诫全军，落实定案阶段要做好甄别工作，“不得放纵一个坏人，不得冤枉一个好人”，“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

当时，中小贪污分子占总数的95%以上，而贪污金额则在1000元万以下，党中央研究决定，对这些人从轻处理，“以便解脱更多的人，利于教育”。

据不完全统计，“打虎”运动中全军揭发的贪污人员在最后的定案阶段有88.25%免于处分，有10.89%的人受行政处分，有0.86%的受刑事处分，19人被处死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军第一波“打虎”运动于1952年8月结束。尽管此次运动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看来是成功的，时机、火候、力度把握得都比较好，及时给广大官兵特别是高级干部注入了“清醒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