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贵师学习生活

◆来源：包志超 黄质夫乡村教育研究，对原平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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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黄质夫先生率贵阳青岩乡村师范师生南迁榕江（后改名国立贵州师范学校，现为榕江县一中)，披荆斩棘，劳动建校，确实煞费苦心。学校是国立，公费，不收学费，吃饭不要钱，这在四十年代初的贵州省以及湘西、桂北一带，是颇受人青睐，也颇具有名气的。一年后，学校规模初备，于是扩大招生，方圆千里内的青年学生，闻风向往，纷纷结伴，艰苦跋涉来榕报考。被录取者，兴高采烈，自不待说；名落孙山者，有些甘当工读生（白天干活，晚上补习)，以待来年转入简师就读。学校开办在文化落后的榕江，真像黑暗中晶莹透亮的一颗明星，给贫苦青年求学提供条件。半耕（工）半读，在当时教育界确是一件新鲜事。耕读一堂，弦歌四野，也确给沉寂的榕江城带来生动活泼的气象。对这块文化处女地的开发也是个好的开始。十年间，学校培养了一批初级师资人才，象种子一样撒遍黔南、湘西、桂北各个山村角落，成绩不小。对这所学校以及它的创始人——首任校长黄质夫先生，半耕半读的办学方法，长时间留在人们脑海中，我们作为黄质夫先生的学生，很多人现在还忘不了他。

黄质夫先生是一位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学者，办半耕半读的师范学校有他的独到之处，取得一定的成功，但也存在不足之处。虽然时间已过去四十多年，然而总结前人的经验，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从1941年起，我曾就读该校初中，1944年转入师范学习，直接受过黄质夫先生教育。6年的学校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奠定有着极大的影响。现将我所能记忆的深有感触的几桩事，评述于下：

黄质夫先生倡导学用一致,他认为历来的读书人皆是四体不勤、五谷 不分，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种习气要转变过来。主张学生要做在后方能农、能工、能商，能教学、能生产、能保安，上前线能作战的“全才”。 要培养“全才”，只有从劳动中着手，只有“耐得千锤百炼，才能任重道远”。由于这个主导思想，黄先生在治校中便把主要精力置于引导学生干体力劳动上去。学校除设教务、训导、总务三大处外，还专设校农场和二十余个专业工种的工场，生产学校所需（包括衣、食、住、用、学习)的各种产品，在方圆数百亩的校园内，俨然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黄先生主张学生应该能够做到既能读书写作，又能拿起锄头、扛起扁担劳动。体力劳动是培养双手万能的重要手段。

学校主要生活除了书本教学外，就是“事业活动”（生产劳动)，这种“事业活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全校师生不能例外。学生在劳动中卖力的，埋头苦干的，受到黄先生赞扬；在劳动中自私自利的，苟且偷懒的，将受到斥责或惩罚。黄先生最痛恨这第二种人，常在早晚升降旗集会上大声疾呼：要彻底连根铲掉自私自利、苟且偷安的劣根性。在黄的领导下，学生也自然形成认真学习和努力劳动的风气。

黄质夫先生高高的个儿，常着黑色学生服，高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当时年约四十左右，走路昂首挺胸，步伐矫健，自信心强，严肃寡笑，对待教师和学生，均不徇私情，批评人来丝毫不留面子。他不仅言教，也重身教，常带头劳动，吃苦在前。学校在教学、劳动中很有秩序，校园内外一片整洁，进入校门感到面目一新，使人精神振奋。黄先生的精神，为全校师生所敬佩，在远近各县及省教育界颇有名声。

黄质夫先生教导学生做人做事要至大至刚，无愧仰俯。他常指出：教育是神圣的事业，要终生从事教育，生活再苦也要安贫乐道，要以能教育天下英才为乐；当一名教师要学有专长，当仁不让，以献身教育造福边疆为己任，为他日造就更多的英才。

黄先生在农业方面很内行，对农作物的栽培管理、农活劳动力的组织等，均干得很出色。建校不久，学校在树人树木、且耕且读的实践中，获得好成绩。学生不仅从书本中获得知识，也能从劳动中增长才干，这与黄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四十年代初，正是国难当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民不聊生，全校师生过着异常艰苦的生活，剃光头、穿草鞋、吃糙米、穿土布衣、点桐油灯。在生产自给的基础上，全校师生还能勉强维持温饱。生活虽苦，但在课余工余，校园内到处洋溢着歌声、笑声、读书声，苦中有乐，显示出当时我们青年蓬勃向上的朝气。很多趣事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兴味盎然。

从历年教师队伍的质量来分析，建校初期，确有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及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如：张维纲、汪经略、顾涤生、吉长瑞、陈木斋、李西涛、刘梦平、庄传训、张一德、夏乃炎、赵峻山等，他们教学有方，学生也学得好、进步快。

黄先生对体育运动的主张是：“劳动即体育，生活即运动”，还说这是“开体育界新纪元”，甚至将其谱成曲来大唱特唱。

我认为黄先生所受的教育和他从事的教育工作，仍然是资产阶级范畴的，当然，那是他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对他的教育思想及治校方法、作风等，今天我们应以历史的、唯物辩证的观点来正确对待。

（现榕江一中校园）

本文摘自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仪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乡村教育先驱黄质夫》（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