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卫：做学问需要思想开放，搞学派是自寻死路

科大卫(David Faure)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曾任教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牛津大学，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伟伦历史学研究教授，近年致力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等。

作者丨孔雪

来源丨新京报，2016年12月17日

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发表《告别华南研究》，其中有个故事让不少学人动容。20世纪70年代，他曾经在罗湖、深圳交界的村庄中做口述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老婆婆一边讲一边哭，同行的同事一边听一边哭。那一刻，科大卫感到“有点愤怒”。“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可以知道。这是我记得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

结合这个故事，科大卫在《明清社会和礼仪》的后记中的自白就更好理解。“我基本上是个历史学者（我的博士学位是修读社会学的），但是对人类学者的田野活动很有兴趣，也有幸得到人类学者朋友的指导与帮助。我并不相信我懂多少人类学，也对现在人类学的后现代主义追求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非常相信研究中国社会史需要结合田野的观察与文献的解读。我相信不走出书斋的历史学者（借用贺喜的一句话）不能了解中国社会”。

从田野的角度读文献是科大卫倡导的研究方式。文献的内容是一层一层的，原来某句话经历过解读，又放了另一篇文献之内，如此转手多次，才到达历史学者的视野。而“我们这些城市长大，五谷不分的人”，要通过跑田野才可以有“看透文献的想象力”。

那么科大卫为我们呈现的中国社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明清社会是何种样貌？明清地方社会上的各种势力和人群，如何利用物质、符号手段，挤进已逐渐成形的政治制度，并安身立命其中？在《明清社会和礼仪》中，他客观地记录了同地方宗教和祖先祭祀紧密联系的文字传统、地方神祇的故事、村民自己或和尚道士所演绎的乡村仪式、建筑的特征等，并重构了这些礼仪所应用到的地方制度的历史。通过个案研究，科大卫对于统一的中国社会进行了详细的论证，重建了地方社会如何获取及认同自身特性的历史以及地方社会如何接受并整合到一个大一统的文化的历史，展现了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学界不少人将科大卫视为“华南学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却认为从来没有什么“华南学派”，不固步自封，才能走得更远。与科大卫的对话启发我们，不要轻易地相信、想当然地引用一些概念和名词，它们都有特定的背景和生产的过程，当时当下合适，却不见得今时今日合适。做什么具体的研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下去，直到看到真相，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求真、客观。

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

新京报：你在一些文章中讨论到田野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每一座乡村里的老庙都是一本丰富的地方史，去庙里应该带着去图书馆、档案馆的心情。在华南跑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一座庙是哪里？它最打动你之处是什么？

科大卫：很多庙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可能对我研究上最有冲击的是佛山的祖庙。可能因为我开始研究的时候，还没有预料地方宗教在一个市镇上有那么明显的标签作用。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社会的统一性源于共同的礼仪，这种共同并非中国各地全然一致，而是地方礼仪通过协调进入到中央认可的一套礼仪系统中，加固和延续社会的稳定。包括宋代的礼仪改革，目的是维持社会现状，而非推动社会革命。从思想认同具体化到地方实践的礼仪系统，对于中国明清社会稳定性的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是否还表现在经济、思想等其他领域？

科大卫：要看“稳定性”是什么意思。从宋到清，中国地方上的礼仪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要不要以“革命”来形容只是一个文字上的问题。礼仪只是一种表现，假如你的“稳定性”是关乎权力或经济，我相信动力不是来自礼仪。

新京报：是否可以理解为：地方基于宗族的礼仪的前提，是国家基于皇权的一种映射。那么这套清明建立起来的礼仪系统受到的最大冲击，是来自于想要改变社会现状、质疑皇帝与国家关系的社会革命，如清末孙中山等人推动社会革命，以及1919年倡导“科学”“民主”的五四运动？

科大卫：宗族礼仪的前提，一定不是皇权而是祖先（宗族礼仪提倡拜祖先，不是拜皇帝）。皇权也接受宗族礼仪的时候，拜祖先为前提的活动可以应用到多方面，例如乡村组织，商业集资。五四运动反对旧礼教，也以为地方宗教是“迷信”，对宗族礼仪有些冲击。但是我并不相信“最大冲击”来自五四运动。我相信最大的冲击来自社会的改变：城市代替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医药代替了传统神明、商业法律代替了传统的关系，等等。

新京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整合中，明清时期中国民间社会的独立性有多大？你更认同这种民间社会是一种智性的构建，而非一个有公共性的空间？所以，如果从明清社会的礼仪系统这一角度，要如何解释中国的民间社会在近代没有形成大家热议的“公共空间”？

科大卫：（1）“公共空间”是个以西方为核心的概念。它源于十八世纪欧洲反专制的言论。欧洲反专制，不只反对皇权独专，也反对专制的教会。中国没有统一的教会，所以，假如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不必把宗教排在其外。（2）同时，欧洲反专制的工具与中国也不一样。欧洲的思想，把秩序归根于法律。中国的思想传统，把秩序归根于“礼”。欧洲的法律，并不等同中国的“法”。所以，需要在中国应用“公共空间”的概念，当然可以包括礼仪传统下的民间社会。没有什么理由把民间社会与“公共空间”对立。

新京报：《告别华南研究》一文中，你谈到需要到华北去，走出华南研究的范畴才可以把中国历史写成是全中国的历史。研究华南的学术共同体被外界称“华南学派”，你怎么看这种叫法？

科大卫：从来没有过“华南学派”。做学问需要思想开放，搞学派是自寻死路。

在科大卫看来，对宗族礼仪的“最大冲击”来自社会的改变：城市代替了乡村的政治地位、医药代替了传统神明、商业法律代替了传统的关系，等等。

文章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