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令人怀念的六位大学校长

四十年来令人怀念的六位大学校长

01

章开沅（1926-2021）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51年 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至1991年3月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他独辟蹊径，在辛亥革命史、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著述宏富。他从事教育工作65年，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6年，育人无数，华中师大的学子们非常拥戴他，特别喜爱听他的报告。

章开沅在报告中谈到知识分子要善于独立思考，大学应该培育优良的学风，良好的大学学风应该引导社会世风，而不是受其影响和污染。他讲到教师节，省委某副书记、某副省长、省教育厅领导及其各路媒体去他家慰问、采访，被他拒之门外。他说，尊师不是面子工程，而应该做实事。

对于大学，他反复强调“两个回归”：回归常识，回归大学本位、教育本位。不能把大学管得像一个行政机关，完全是行政命令的。他认为自己当校长坚持了一个学人应有的品行，敢于谈与领导不同的意见，有的会不去开，有的事不去做。

2002年，章开沅被学校聘为资深教授，这个待遇能够享受包括每年十万元的津贴福利，但随后的三年，章开沅先生四度提出辞去资深教授，且言辞恳切地表示“荣誉可以终身，待遇应该退休”，最终，学校决定同意他的请辞，章开沅也因此成为我国人文社科界辞去资深教授的第一人。

02

匡亚明（1906-1996）

南京大学原校长

匡亚明，江苏省丹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1963年任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3年起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备受迫害，1978年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1982年起为南大名誉校长。

十多年前，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的中国最受推崇的十位校长，调查结果依次为：

蔡元培、胡适、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

这是匡老的荣光，也是南大的荣光。

“四人帮”倒台之后，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匡亚明的冤案得以昭雪，胡耀邦代表中央征求他今后工作的意向，匡亚明经过慎重考虑，仍然选择高校，复出担任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胡耀邦曾对张黎群（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主任）赞叹说：“匡亚明是有理论、有作为的老同志。”

1978年4月，当时任哲学系副主任的胡福明在北京修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稿，回宁后他将写稿、改稿情况告诉复出不久的匡亚明校长。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两天后，胡福明向校长请示工作，匡亚明见面就赞许说：“你的文章《光明日报》发表了，我祝贺你，我看了，写得很好嘛。”当时对这篇文章有多种议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社会上一度还有“五胡乱华”的说法，将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胡福明与胡耀邦同志等一起列为“五胡”。南大组织了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座谈会，匡亚明亲自到会并首先发言，旗帜鲜明地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谬论。后来，江苏省委推选匡亚明出席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的公审活动，匡亚明热情推荐胡福明去参加，“因为他在解放思想和拨乱反正中有突出贡献”。

匡亚明始终强调：办大学要依靠教师，特别是学有所长的老教师。他认为：“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不是看别的，而是看学校拥有教授的数量和学术水平，如果没有可观的教授就不成其为大学。”

原在武汉大学任教的程千帆教授，被错误地划成“右派”，18年之后才获准摘帽，而几乎与摘帽同时，就不得不“自愿退休、安度晚年”。“文革”前的三级教授，只能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他的夫人、词学家沈祖棻又不幸遭遇车祸身亡。程千帆的厄运，引起在苏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的南大中文系教授洪诚、山东大学教授殷孟伦、南师教授徐复等“同门好友”的关注。他们公推洪诚先后回宁后向匡亚明校长汇报。匡校长了解到程确有真才实学，当即作出决定：这样的人才，别人不用我们要用。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让他又用武之地。

当时武大还有一位被划为右派的研究外国文艺理论的张月超先生，也愿回母校工作（张原为中央大学外文系高材生），匡校长果断地决定“一起接受。

中文系“文革”后第一届系主任陈白尘，也是匡亚明从北京延聘来的。陈白尘是著名剧作家，创作了《岁寒图》《升官图》《乌鸦与麻雀》《宋景诗》等剧本与电影剧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但“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由中组部立案审查，当时尚未有结论。匡亚明深知陈白尘是一个忠诚的革命者、一个有才华的剧作家，甘冒风险，聘他南下就职，当时曾引起文化界、高教界不小的反响。

匡亚明慧眼识珠于风尘之中、伯乐相骥于困厄之境，事实证明了他的胆识与魄力。陈白尘、程千帆和张月超三位学者在南大重新焕发了学术青春，很快成为中文系的学术带头人，为中国古代文学、戏剧学等专业争取博士学位授予权（前者还成为重点学科）做出了重要贡献。程千帆教授曾动情地说：“是匡老给了我二十年的学术生命，我终生感激他老人家。”

03

朱九思（1916-2015）

华中工学院（华中科大前身）原院长

朱九思，武汉大学肄业，1953年至1984年任原华中工学院副院长、院长、院长兼党委书记。

在华科大，朱九思被人称为“华工之父”。朱九思却称，他在华科大其实只干了两件半事：一是采取超常规的办法广揽了一大批人才；二是提出了发展新思路，“走综合化道路”和“科研要走在教学的前面”；半件事是植树造林。”

1972—1979年，朱九思顶住压力，不惜一遍遍修改黑档案，共调入教师625名，分别来自20多个省市500个单位，许多被压得直不起腰、用非所学的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到信任和重用。他们进入华工以后，华工的教学水平和科研学术能力很快提升。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从前默默无名的华工迅速跻身全国一流名校之列。

在刚刚恢复高考那几年，大学里重理轻文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工科学生轻视人文学习，连老师们都不太重视这方面。而朱九思却一直有个信念，要培养工科学生的人文情怀。正式提出要把华中工学院办成综合性大学。

04

丁石孙（1927-2019）

北京大学原校长

丁石孙，数学家，数学教育家。194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数学系。1984年至1988年北京大学校长、教授。

在北京大学的40多年中，丁石孙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教学上，先后教过20多门课。最小的课是用两个小时给图书馆系的学生讲现代数学的分类，大课则有为数学系200多学生讲1年的高等代数。教学方式由浅入深，给学生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石。

他认为教学对于开拓教员的知识面很重要。每教一门新课都会感到压力，边教边学，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即使有的课程重复地教也会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因此，他的教学赢得了所有学生由衷的尊敬与爱戴。

在管理学校上，他强调从严治校，但希望能给学生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个人需要自由发展，老师也需要自由发展。我觉得校长并没有高人一等的地位，你唯一的办法是创造条件让大家能够自由发展。”他后来如此回忆当时的治校理念。

丁石孙的电话号码在北大是公开的。有学生觉得食堂太难吃，直接打电话向他投诉，他立刻进行食堂改革，引进竞争机制，让饭票在各食堂通用，才有了现在北大食堂的质量。除此之外，他还常让王义遒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意见，他自己也常常直接跟学生对话。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周固定和一些学生见面交流。这些学生思维活跃，关心国内国际大事，双方常就学校改革平等交换意见。他的开明，深受学生的喜爱。

丁石孙拒收毛新宇入北大的故事至今都令人津津乐道。1988年7月，毛新宇北大附中毕业，其母邵华曾找到北大校长丁石孙，说“咱家三代都属于北大”。而丁石孙却说，“无此必然性啊”。邵华说，“新宇就该上北大”。丁石孙又言，“北大校风自由，同学好动，我担心他进来无法保障安全”。无奈之下，毛新宇最终只能屈尊就读了人大历史系。“我是一个像空气一样自由的人，妨碍我心灵自由的时候，绝不妥协。”

05

江平（1930- ）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江平，1948年至1949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56年毕业后回国进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任教。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校长由司法部长兼任，江平是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主持校务。他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也是整个法学界的精神符号，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

江平主持校务期间开创了极为宽松、自由的法大文化和精神传统。江平时代首创了法大学生选老师的自由选课传统。法大同一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同时开课，任由学生选择。学生的选择给老师也带来压力，努力提高教学水平。那个时代的学生说：“与其说我们当时在法大学到了什么知识，不如说我们从来没有被强迫灌输意识形态的教条。”江平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期间，发扬民主，按期召开的学生对话会，带领同事与学生展开对话，并积极回应学生的合理诉求。

江平爱护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虽然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却被法大人称为“永远的校长”。江平卸任校长以后，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奔走呼号，以其“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品格和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法律人。

江平在2012年法大60年校庆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政法大学尽管成立60年，但作为一所大学应有的精神基础还很欠缺，法大的校风尚未成型，法大的精神传统更有待于完善。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才是大学的灵魂，没有人格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大学就没有灵魂。

06

刘道玉（1933— ）

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道玉，1958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1979年5月－1988年2月，先后任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校长。

刘道玉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原武汉大学校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改风云人物。“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被“借用”到教育部，担任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主抓高等教育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期间，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建议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了“文革”中盛行的大学推荐制，从而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招生制度。

高考的恢复，是全国改革的先声。就是在这种春潮涌动的关口，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却教育部一切职务的刘道玉，回到了武汉大学，旋即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1981年，他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校长。他上任不久，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原因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几乎每一个武大学生都认为，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