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胥吏均衡”到“崇祯死弯”，大明朝宿命无解

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数万官员，百万军兵，亿万黎民，他们各司其职，各安天命。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行商的，有当官的，有为吏的，也有当兵打仗的，他们维持着这个帝国运行的方方面面。

万历以降，大明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迟钝的，却又始终拖着沉重脚步，禹禹前行两百余年的老旧帝国。

想要这个帝国始终平安运行，必须让所有人都有饭吃，老百姓吃饱了饭就不会闹事造反；军兵们有充足的粮饷，才能保障国防稳定；官吏也要拿俸禄，方能保证政令上通下达，国家机器顺畅运转。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芸芸众生都是由两京一十三省十亿亩田地中一颗一颗种出来的米麦喂养着。

农民种田缴税，国家用这些粮税养活皇家、朝廷、官吏、军兵。

这些粮税必须达到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全国上下征收的粮税既要满足国家的开支，又要填饱贪官污吏的欲壑，最关键的一点是，还要让芸芸众生有饭吃。

这个平衡点非常重要，不足，则国家陷入财政危机；过了，老百姓没有活路是会造反的。

《江南困局：晚明士大夫的危机时刻》，为我们讲述了在这个平衡点被打破后，官吏、奴、民之间的生死缠斗。

01

大明朝的“胥吏均衡”

大明征收的基础粮税并不多，但是老百姓要承担的却远远高于朝廷拿到手的。这是因为在正税之外还有无穷无尽的额外负担。

大明赋税分为税和役，役是徭役，就是出人出力，为国家做牛做马，此处按下不说。

单说这个税，也就是夏秋两季以粮税为主的税收。按规定，洪武年间每亩产出只收3.16%，万历年间只收1.97%。

人们会说，这点钱粮也不多啊。没错，这是正额，但架不住还有苛捐杂税。

就拿万历年间苏州、松江二府为例，还有均徭税、开河税、练兵税、织造税、贴役税、加耗税、二京杂费、库子役、公务役等。

其中的加耗税，就是借正税米粮运输损耗之名加征，公务役则是催办钱粮输纳之事。总的来说，纳税时前前后后所有支出，都要从老百姓身上扒一层皮。

如果只有朝廷收的税还好说，但是，包含在征税中的，还有官吏的欲壑。凡是能过手的利益，官吏如何能袖手旁观？但他们不能从给朝廷那里偷，只能在百姓锅里抢。

正税、杂税之下，官吏的盘剥是比赋税不知道沉重多少的负担。

官吏收税，漕军兑粮，各行恣行刁掯。勒索耗米，有淋尖、踢斛、搧筛、样米各项陋规，每石耗折米一二斗不等；

勒索羡银，则兑费之外又有小兑费、穿箩钱、倒斛钱，甚至粮船头舵、水手和仓场行概斛手并索常例，每石费银二三钱不等。

这些现象无论是粮长制还是图甲制都无法禁绝。

比如“淋尖踢斛”，就相当刁钻刻薄。明朝用一种叫做“斛”的容器来装粮食，百姓将粮食放进斛里称重，计算粮食份额。

称重时谷堆要堆出尖来，会有一部分超出斛口，这被称为“淋尖”。

收粮的胥吏用铜尺在斛口上一刮，高出斛口的部分就被刮到斛外，这部分掉落谷麦照例是不退给纳税人的。

但即使如此事情还没完，胥吏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准斛壁猛踹一脚，堆满了斛的谷粒，就在这猛撞之间，簌簌而下，是为“踢斛”。

刮出、踢出的部分就是粮食运输中的所谓损耗，成为官吏的非法收入。如此一来，前来纳粮的老百姓，只能再缴纳额外的粮食补齐。

明制以斗、斛、石为计量单位，五斗为一斛，二斛为一石。

就这么一刮一踹，本能盛五斗米的官斛，就可以多收至少一斗粮。一斛多收一斗，一石就是两斗，这无形中等于给百姓增加了20%的赋税，而这些隐形增量，最后都被各级官府贪官污吏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如果仅仅是这一项增加20%，老百姓或许姑且可以接受，但除此之外，单与征收赋税有关且有据可查的贪腐方式，还有索取看样米、起斛米、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扒斛钱、筛箱钱、斛脚钱、通关席面等。

所有手段加起来，通常会达到纳一征三的程度，最极端的还出现过纳一征八。所有这些都得底层百姓承担。

千百年来，“淋尖踢斛”不能做得过分，历来只能踢一脚，胥吏们这一脚，总要恰到好处地落在一个平衡点上，这个平衡点既要让官吏贪得足够的利润，又要让百姓不至于被过分盘剥，闹事造反。

这个平衡点，就是大明朝，乃至唐、宋、元、清各朝，千百年来赖以延续的“胥吏均衡”。

一直以来，历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维持着这个均衡，在天平的两边，哪怕压上一根稻草也可能打破平衡。

但到了晚明，万历、天启、崇祯三朝，这个“胥吏均衡”一步一步被“三饷”压垮。

02

“胥吏均衡”之后就是“崇祯死弯”

黄仁宇认为，大明朝是一个财政极其缺乏弹性的政权，收税遵循朱洪武定下的祖训，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乏应付天灾和重大战争所需的额外收入。

万历以前，大明整体上还算风平浪静，没有经年累月的天灾和战争，因此这种僵化的财政体系还能应付。

但到了晚明，边疆蛮族的入侵，以及内地天灾频发，缺乏弹性的财政开始亮起了红灯。

怎么办？加税！

辽饷，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起加派，用于支付辽东军需。天下田亩每亩平均加征纹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崇祯四年（1631年）每亩田加征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

剿饷，自崇祯十年（1637年）起加派，用于剿灭此起彼伏的起义。朝廷增兵十二万，为此加征剿饷，总数两百八十万两，直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停止。

练饷，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加派，用于操练兵马。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入内地打草谷及屠城，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以练兵御敌。

以上最多加到一千六百余万两（石）钱粮，朝廷加一厘，下面加耗一分，贪官污吏又不知道要刮多少尖，踢多少斛谷。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朝廷对江南的催收已经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江南困局》第五章的宜兴民变，讲的就是在这个困境中，收税者与抗税者的斗争，地方豪奴 “周文爙”们屡次三番下乡催征，村民“陈轼”们为了抵挡催征设置禁栏，产生了相当于地方自治、自保的组织。

官府为了让豪奴协助催征，甚至下放执法权，将拘票交给周文爙等人，豪奴们更加有恃无恐，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类似宜兴民变的事件，甚至更严重的起义，早已在晚明星火燎原。崇祯皇帝碰到了属于自己的“死弯”。

但帝国的逻辑非常简单，要和女真人打仗，要镇压流寇，就必须有精兵良将，要养兵就必须有钱。

最早的时候，辽饷只说借一年，但战争越来越不利，家当丢了一副又一副，久而久之辽饷就成为惯例。

额外的负担持续延长，被负担逼得造反的百姓也越来越多，镇压的军队随之增加，饷银需求还是越来越多，如此循环往复，大明朝掉进了死亡循环。

有史家形容这就像一个U姓山谷，崇祯率领着大明朝的国家机器，从山谷一头压下来，压榨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叛乱，但是越到谷底越吃力，最后所有的努力换来的是挤压到底的反作用力。

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活路，既然缩头一刀，伸头也是一刀，那不如反了吧。

在“崇祯死弯”的历史困局中，从朝廷到地方官府，再到胥吏，乃至协助官府催征的豪奴，就是不断向下推动的压力，而“陈轼“们就是在谷底反抗的硬石，只不过，这次抵抗因为官府应对得当，才得以迅速消弭而已。

但，帝国并非每次都能如愿平息乱局，在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双重压迫下，大明这架千疮百孔的驽马烂车，在“胥吏均衡”被打破后，终于驶入了宿命的坟墓。

宜兴民变发生在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就在三年前，离宜兴数千里外的陕北，另一块“谷底的硬石”李自成，已早一步在“胥吏均衡”被破坏后，走上了扯旗造反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