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天津漕运与地名文化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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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是一座具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其起源和发展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漕运的兴起密不可分。天津的形成始于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元明清定都北京，途经天津地区漕运的兴盛，造就了天津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成就了一批与漕运相关的地名，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一、 天津历史上的漕运

古代天津河口港最大的优势是海河的干支流，它是通往内地的便利交通线，不仅有广阔的海河流域作为腹地，并且还有横贯南北的大运河联系了黄、海、淮和长江下游地区。以海河为干流，还联系了内河和海域的航运，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使海河成为连通南北必不可少的一段。

早在汉朝末年，海河水系就开始利用水运。隋唐时期，以海河为主干的水运开始发展起来。到金、元时期，天津已成为我国北方的交通要冲和军事重镇，元代漕运经由今卫河、滏阳河、滹沱河、子牙河、大清河等河流汇集到“直沽寨”，即天津狮子林桥两端的沿海河地区，是各路南粮北运必经之地。1153年，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并改为中都。然而，政治中心的北转与经济中心的南移所造成的不协调状态，为中都的生存带来了许多问题。为解决粮食运输的问题，金朝从1165年起利用永济渠运送漕粮，后因河道淤塞改凿为由静海独流至柳口（今杨柳青）东折至三岔河口，入笥沟（即潞水，今北运河），再北上武清达于中都。这样，三岔河口一带从金朝后期开始，很快发展成漕粮运输的中转枢纽和通往首都的军事要地。此后不久，金朝便在这里设置了直沽寨。直沽寨的建立，奠定了天津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天津城市发展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正式名称。

元代，天津的码头有大直沽、小直沽和杨村。当时较大漕船载重五六百吨乘潮进入大直沽码头卸运。1293年以后，因新航线开辟成功，由一年一运增加为春、夏二运，漕舟进港昼夜不断，大直沽到三岔口络绎不绝。每年漕运的数量少则数十万石，多则百余万石。在当时陆上交通运输还相当落后的条件下，不经水路，实在很难完成这样庞大的运输任务。

明朝建都北京后，于1404年筑城设卫，加上经由南北运河的漕运，天津便成为当时漕运和海盐转运的中心，天津城从旧日的聚落市政发展为军事城堡。此后，随着漕船的往来、商船的栖泊、交通的畅达、商贾的汇聚，天津城逐步得以发展。至明代中叶以后，大运河的全线畅通使天津的城市经济有了较快发展。海河航运为南北物资交流提供极大便利，促进了天津商业经济的发展，尤其在明代以后，物资交流更加频繁，出现了“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衙”，“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的繁忙景象。明朝政府允许运粮漕船夹带南方土特产货物到北方发卖，获得利润以支付潜船所需费用，并由政府发给免征税收的优待，每年有多达数十万石的各地土产货物随船运到北方口岸，成为运军“乘时射利”的一种手段。由于明政府对潜船转输期限有严格的管理，如“无故违误，运官住俸问罪”，因此中途无暇将货物卸船脱手，大多带到指定或终点口岸后，候验查交接完毕，再赁主售卖。天津是漕粮北运的重要终点集散储存码头，也就成为运军将附载货物脱手发卖的理想之地。因此，大量的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活跃了天津的市场，刺激了天津商业的发展。明代的天津，以直沽和大直沽一带最为繁华。明代，每年大量的漕粮经天津转运，因此，在天津商业中粮商居多。北门外“开设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通京师。”“天津无沃田，人皆以贾趋利”，反映了商业在明代天津经济中的比重。城东的宫南、宫北大街，城北的锅店街、针市街、估衣街、竹竿巷，以及牛市、驴市、布店胡同等都是明代繁荣的商业点。

到清代，天津已成为“地处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的贸易港口和水陆交通枢纽。漕运比明代又有进一步发展，河运、海运并举，官运、商贩兼行。作为京师门户、水陆通衢的天津城，得以迅速的发展起来,渐渐由军事城堡向商业经济城市演变。1860年, 《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从此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各帝国主义在海河两岸瓜分地盘，依河筑埠、整治河道，海轮经海河可直达市区。河、海运输沟通后，天津成为具有河港和海港双港口的城市，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天津工商业的发展，加快了天津地方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天津与各地的经济联系和物质交流。至乾嘉年间，天津城已经发展成为连结北方各地的区域型经济网络的中心和北方重要的贸易口岸。可以说，漕运促进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天津城市向多功能、开放型经济城市演化的主要动力因素，对于天津城市成为华北的经济中心、全国重要工业城市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 漕运对天津地名文化的影响

漕运促进了天津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书写了不可磨灭的浓重一笔。而在天津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与漕运相关的地名，许多地名至今沿用，对天津地名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以河流水系等自然地理特征为名。天津早期的名称是直沽寨、海津镇和天津卫。“寨”是沿用北宋基层军事建置的名称。对于“沽”字，前人解释说：“沽云者，小水入海之名也”。或曰：“凡海上傍水村落俱曰沽”。又有人指出，直沽就是笥沟的转音，所以直沽一名所包括的地域范围至为广泛，此说虽未足为凭，但亦不为无见。在一定意义上，直沽二字从这时起开始表现出天津城市同首都的密切关系，所以影响是深远的。尽管后来出现了天津，直沽二字仍然被广泛的用为天津的代名词。

天津地势低洼、潮湿多水。全市共有包括月牙河、西减河、东减河、洪泥河、卫津河等人工河渠在内的大小河流300余条，坑、塘、洼、淀星罗棋布。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特点在天津地名中有典型反映。天津带“沽”字的地名很多，有七十二沽之说。带“沽”字的村镇地名几乎坐落在海河水系地区，如塘沽、大沽、汉沽、葛沽、西沽、后沽、大直沽、小直沽、咸水沽、丁字沽、东泥沽、三叉沽等。除了“沽”之外，以港、泊、洼、淀、沟、塘、湾、滩等为通名的地名亦为多见，如大港、双港、官港；杨家泊、团泊洼、青泊洼；贾口洼、唐家洼、卫南洼；南淀、北淮淀、三角淀，陈家沟、九道沟、南清沟；北塘、西双塘、白塘口；赵家湾、唐家湾、西大湾子；柳滩、大滩等。

（二）以漕运码头及仓廒设施为名。天津在历史上是中国北方的漕运重地、物流中心和交通枢纽。沿海河和南北运河多处建有囤粮的仓廒，在天津地名中有典型体现，例如北仓、南仓、上仓、下仓、仓廒街、仓门口、军粮城、南运河、北运河、河西务等沿用至今。

元代有船户8000，海船900余只，而运粮的船队每30只分编为一纲，实行集体航运。如此庞大的船队和漕粮运输，大大促进了海河岸边码头和仓廒等设施的发展。随着河运的萎缩，海运的发达，到达三岔口的船舶数量不断增多，船舶吨位增大，原来位于海河三岔河口的码头逐渐向海河下游延伸，形成大直沽码头。天津的码头既是皇粮最重要的转运港，也是京城重要的物资储备之地。有鉴于此，与码头相配套的仓储设施十分发达。在三岔河口附近地势较高的地方先后建立了18座仓库，主要有广通仓、永备南仓、永备北仓、广盈南仓、广盈北仓、充溢仓、崇墉仓、大盈仓、大京仓、大念仓、足用仓、丰储仓、丰积仓、恒足仓、既备仓、直沽广通仓、直沽米仓等。

明清时期与元朝时一样，天津为转运漕粮的中转站。“永乐元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粮四十九万石，饷北京、辽东。二年，以海运但抵直沽，别用小船转运北京。命于天津置露囤千四百所，以广储蓄。四年，定海陆兼运，暄每岁运粮百万，建百万仓于直沽尹儿湾城，天津卫籍兵万人戍守”。（《明史》卷86《河渠志四》）另据《永乐大典·漕运》 记载：“二年于小直沽起盖芦囤二百八座，约收粮一十万四千石，转运北京。”小直沽的仓屯位于海河的起点三岔口附近，其地势较高，既适于船只停泊，又可避免水患，装卸方便，装卸的劳动力也易解决。另有露囤一千四百所，建于城北地势较高的运河畔。这些仓库均建于永乐六年（1408年）以前，当时海船停泊地在海河沿岸至天津东门外，河船多泊于北门外、三岔口、尹儿湾、河西务一带。但改河运漕粮以后，天津港口的仓库规模较海陆兼运时期减小。

清朝时期，天津港口最大的仓库是北仓，其建成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共有仓库48座，每座15间，计720间，总库容为40万石。此外，康熙年间在天津建立仓廒21间，作为储存漕粮及本地军饷之用，道光十四年 （1834年） 又在天津城东北建仓10间，可以存粮3500多石。此外，天津聚落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带状分布特征。运河与海河沿岸附近的聚落密度和规模都较大。比如南运河沿岸的静海、独流、唐官屯、王官屯、双塘是明代漕运的码头，人口较多，经济发达。现在逐渐演化为人口密集的城市型居住区，名称亦沿用至今。

（三）以漕粮督运、税收机构为名。漕运的发展，使天津由金朝时期的简单的军事据点发展成为了具有商业、农业、运输业等兵民杂居的海防驻戍之地。海运漕粮发展起来以后，元政府便在直沽设立了漕粮接运厅，都漕运司于天津河西务置总司，掌御河上、下及直沽、河西务、李二寺等处的攒运粮斛。河西务作为都漕运司地位显要，历代朝廷在这里设置的钞关、驿站、武备等各种衙门曾多达13个，明隆庆六年（1572），河西务始建砖城。此后的数百年间，因其繁华而素有“京东第一镇”和“津门首驿”之称。此外，明清时代在北门外大街的南运河沿设常关，来天津的漕船、商船、海船等都要到常关停泊，验关纳税。因此，天津有很多地方以“关”命名。典型的如北大关，坐落在城厢北门外的收税关口，由南运河进京的漕运船只，必须经北大关完税后才可通行。西关，因与西门连接，且在此处设立收税关口，故名西关。由西关派生出西关大街、西关外大街、西关北街、西关北胡同、西关北里、小西关等地名。小关，正名为明清征税的“工部关”，与“北大关”相对而言。其他还有工部关胡同、常关胡同、常关局胡同、常关街等。

（四）以漕运衍生出的商业、手工业和各种服务性行业为名。从明末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的近二百年来，漕运的繁盛带来天津商业、手工业的日益发展，形成商业和手工业集中的地区。天津的商业中心始终集中在南运河西岸，锅店街、竹林巷、估衣街、针市街、钞关、茶店街、肉市口、鱼市都紧靠这一线。其中，估衣街坐落在繁华的东北角和北大关之间，与北马路平行，全长800米，是天津一条有600余年历史的古老的商业街，这里曾是天津商业的摇篮。最早，估衣街只有估衣铺，因而得名。清光绪年间，除了估衣铺外，绸缎、棉布、皮货、瓷器各业商店也发展起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达到鼎盛时期，这里成为华北地区绸缎、布匹、毛皮、服装、笔墨文具、中药材及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一些老字号如谦祥益、瑞蚨祥、瑞生祥、元隆、老胡开文、老茂生等都集中在这条街上，这里的摊贩遍地皆是，异常繁华。估衣街的繁盛主要是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处于海河及五大支流的汇合之处，更赖于南运河的沟通，当时运盐、运粮的货船均在南运河靠岸，往返装运各地物资，运销华北。内河航运发达，路陆交通畅通，人口流量日益增长，促使估衣街的商业迅速发展起来，时至今日也依然是天津著名的商业网点。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竹竿巷。位于北大关一带的竹竿巷建于清康熙年间，东起永丰巷南段，西通延安路，长340米，宽2米，因巷内多竹木商店，批发零售竹竿、竹木制品而得名。竹竿巷最繁荣的时候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每天在这里交易的客商络绎不绝。当时，在竹竿巷的附近，比如针市街等地，集中了许多外埠的客栈，其中以山西人和广东人为多，来自最远省份的是新疆伊犁人，他们和这里的一些大药材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竹竿巷是当年天津乃至北方商业中的一杆旗帜，一座航标。譬如当时各商号和银号，甚至外国的银行，要在津办理汇款都要以竹竿巷公汇经纪人开盘和收盘的行市作依据。卢沟桥事变后，各大商号纷纷关门闭户，并随后纷纷向各租界搬迁了。以后，随着天津中心的南移，竹竿巷才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与漕运相关的手工业也随之有所发展，说起与其相关的地名不得不提到“席厂”。漕运粮食的船只需要加盖苫席以遮风蔽雨，于是编织苇席的工场就应求而生了。河北区就有一些相关地名，地处北运河下游东岸有“席厂村”，明洪武年间漕粮运输船队在此停泊需添加苫盖苇席，于是当地遂以编席为业，因而得名“席厂村”，并由此派生出“席厂大街”“席厂下坡”等街巷名。

（五）以漕运兴起的妈祖文化为名。天津供奉妈祖始于元代海运漕粮的兴起，以天津的天后宫为标志的妈祖文化是河海文化的一种标志。天后宫的建立源于流传于闽、粤一带妈祖的传说。元泰定三年（1326年），在船只比较集中的三岔河口以南、海河的西岸，兴建了一座“天妃宫”，以求护佑漕运安全。传说天后娘娘的座位下是海眼，天后娘娘镇压住龙王，保护船只安全航行，所以每当船只到天津后，各船人员都要登岸到天后宫焚香祈祷娘娘保佑。因此这一带热闹起来，天后宫一带的商业也随之繁荣，初一、十五，特别是逢年过节，香火鼎盛，热闹非凡。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改称“天后宫”。在明清两代，天后宫及其周边地区是天津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由此而派生出得地名如宫南大街、宫北大街、宫前街一直是天津早期的商业中心。1985年对宫南大街、宫北大街进行整修，建古文化街。另外，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是著名的古镇，也曾建有天后宫，也与葛沽地处海河下游临河地带，受到妈祖文化的影响。

三、天津漕运历史地名的保护与利用

历史上的漕运对于天津城市的形成乃至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天津漕运地名群记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对于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天津而言，漕运形成的历史地名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供人们去解读、品味天津的城市历史和漕运文化。但不容乐观的是，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城市新区的开发和旧城改造，许多记载天津漕运历史的地名已经消失，并日益成为人们的回忆。历史的变迁也使曾有“京东第一镇”之称的河西务失去昔日的繁荣。留住城市的历史和记忆是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保护和利用好历史地名对于保护城市的文化传承，延续城市历史脉络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天津漕运地名群的现状出发，以下保护措施对其保护和利用显得更为重要。

1．发挥宣传的作用，弘扬天津漕运地名文化。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强化宣传工作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名文化保护非常重要。宣传是弘扬的手段，而弘扬是保护的目的。从宣传弘扬的角度，地名文化最具有易推广、平民化的特性。充分发挥地名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的重要作用，会同规划、城建、文化、新闻、档案等部门加大对老地名宣传和保护的力度，弘扬优秀地名文化。天津漕运地名记载着天津城市发展史，体现天津典型的地域文化特色，是认识天津、了解天津的重要内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和推广，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共识，共同营造保护地名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2．加快建立和实施历史地名保护制度是当前历史地名保护的最重要的举措。天津漕运、军事、租界、商业等不同历史地名群都应在历史地名保护制度框架下加以保护和利用。历史地名保护制度包括地名保护规定、历史地名保护名录制度等，实施分级分类保护。一般来说，（1）对纳入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各类历史地名不能随意更名；（2）当承载地名的地理实体变化，不得不废止历史地名时，应坚持“规模方面，保大舍小；知名度方面，保高舍低；年代方面，保长舍短；品位方面，保雅舍俗”的基本原则，尽量留用历史地名；（3）对保护名录中曾经使用的重要的历史地名可在新的城市建设改造中重新启用，使之“复活”；（4）对传承天津漕运文化的城市街巷名称随着城市改造而消失时，通过重要的历史遗迹进行保护以留住老地名，不能保留遗迹的，可考虑以立碑设置标志的办法加以保护。

3．重要的漕运地名保护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相结合。天津是第二批确定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悠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城市中历史悠久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组成部分，其称谓发挥着历史传承的作用。天津因漕运而得名的聚落，如北仓、上仓、下仓、葛沽、军粮城、河西务等都是天津市的历史名镇、名村。保护历史地名的最好的做法是使用历史地名，而使用历史地名最好要做到名符其实。天津漕运地名中聚落地名稳定，与地理实体发生变化的城市街巷地名形成鲜明的对照。保护天津特色的漕运地名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结合，成为稳定而传承久远的历史地名，这些地名与历史文化街区一起保护起来，而且进一步发挥其在城市文化旅游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的作用。河西务、葛沽镇等因漕运而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将漕运地名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结合，原址保护、原址挖掘，挖掘其文化资源，服务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作者：赵静媛、郭凤平、戴学来

来源：《中国地名》2012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欧阳莉艳

校对：汪依婷

审订：朱 琪

责编：汪鸿琴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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