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回顾 | 张重洲：以图证史——晋唐时期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的传布

2024年9月27日下午，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师张重洲应邀重庆佛学院“维摩讲堂”，主讲“晋唐时期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的传布”。本次讲座以“以图证史”为核心，讲座由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杨梅副教授主持。全院师生、佛法爱好者二百余人参加学习。

本次讲座由重庆华岩寺承办，浙江宁波宝庆讲寺、重庆大足圣寿禅院、重庆万盛观顶寺、西南大学佛教文化研究中心协办。

在讲座中，张重洲博士通过丰富的图像资料和严谨的历史考证，深度剖析了晋唐时期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为听众勾勒出一幅生动的历史长卷。

晋唐时期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的传布

讲座内容介绍

讲座伊始，张重洲博士介绍了弥勒信仰的基本概念及其多重身份。弥勒，意寓“慈爱”，在佛教中不仅被视为菩萨，更是未来佛与救世主的象征，这种多重身份赋予了弥勒在佛教宇宙观和时间观中的独特地位。他引用了多部经典文献，如《中阿含经》、《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等，指出弥勒的崇高地位源于佛的授记，其所述之法与佛无异。讲座中展示了明代铜布袋和尚像及巴基斯坦塔克西拉博物馆的弥勒立像，直观展现了弥勒形象在不同历史背景和地域文化中的多样呈现。

一、弥勒信仰的源流与早期传播

随后，讲座深入探讨了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地区的传播路径与源流。张博士指出，弥勒信仰的传播轨迹与佛教东传中国的路线不谋而合，均源自天竺地区，经由我国西北地区最终传入中原。敦煌与新疆地区，作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交汇的独特地带，在弥勒信仰的传播历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特别是犍陀罗地区，作为弥勒信仰的发祥地，其佛教艺术对敦煌、高昌等地的弥勒造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认为晋唐时期，敦煌、高昌地区所流行的弥勒信仰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犍陀罗地区，作为弥勒信仰的中心，犍陀罗的弥勒形象最早出现在贵霜王朝时期的铜币和雕塑上，显示了其在当地的深厚根基。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弥勒信仰迅速在犍陀罗发展，并通过丝绸之路南道传播至龟兹、高昌和敦煌等地。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的洞窟中就已出现具有典型犍陀罗风格的弥勒形象，证明了其西来的渊源。

另一来源则是中原地区，中国的弥勒信仰始于晋代，通过“弥勒三经”的传译和上生、下生信仰的共同传播，为弥勒信仰在中国的流行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弥勒经典的翻译与传播、高僧大德的推崇，以及普遍的弥勒造像，都显示了其在中原和边疆地区的广泛影响。特别是北魏时期，弥勒信仰极为兴盛，龙门石窟等众多造像和题记提供了确凿证据。同时，河陇地区的石窟如炳灵寺也反映了弥勒信仰的流传。莫高窟从北朝至晚唐的洞窟中，弥勒塑像及经变画的持续出现，进一步印证了中原弥勒信仰的深远影响。从道安至玄奘数百年间，弥勒信仰从“犍陀罗——西域——河西走廊——中原”一线持续传播。

二、敦煌、高昌地区弥勒信仰的繁荣景象

张博士指出，晋唐时期敦煌、高昌地区的弥勒信仰呈现出繁荣景象。这一信仰的盛行，可追溯至北凉时期，当时沮渠氏家族笃信佛教，积极邀请天竺僧人昙摩谶翻译佛经，并将弥勒信仰带入高昌。随着北凉政权西迁建立高昌国，沮渠氏在高昌故城建立了王家寺院，开窟造寺，使得佛教写经数量不断增加，弥勒信仰也在这一地区广泛传播。

在高昌国时期，弥勒信仰进一步得到发展。建立了与弥勒相关的场所和寺院，写经题记中出现的次数也更加频繁。这些写经活动不仅体现了信徒们对弥勒信仰的虔诚，也促进了弥勒信仰在高昌地区的深入传播。唐西州建立后，多继承高昌国时期的佛教政策，社会中也延续了前代的佛教风气。这一信仰的盛行不仅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广，也深入到了民间社会的各个层面。

敦煌地区作为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历经多个政权更替，但弥勒信仰却延续不断。莫高窟中的弥勒经变和弥勒大佛等图像，就是这一信仰在敦煌地区繁荣发展的有力证明。同时，弥勒信仰在传播过程中也不断融入中国元素，使得这一信仰更加符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和需求。从服饰、背景到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体现了弥勒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也证明了这一信仰在传播过程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三、弥勒信仰传播的深层动因

讲座还深入剖析了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晋唐时期，敦煌、高昌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不仅贸易繁荣，而且是佛教传播的重要节点。张博士介绍，敦煌、高昌地处大陆性暖温带荒漠气候，干燥、高温、多风，但人口却集中在水源丰富的绿洲地区。晋唐时期，整个中国的气候正经历由寒冷转向温暖的过渡，为佛教及其信仰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而佛经作为佛法的载体，自然成为传播佛法的工具，敦煌和高昌地区因此汇集了众多高僧和佛教典籍。

他还特别提到，弥勒信仰在这一时期尤为盛行。弥勒作为光明和未来的代表，在佛教经典中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其推迟成佛的本愿，即为了拯救世人和婆娑世间，这种以身作则的榜样意义加速了其信仰的传播。通过引用《上生经》和《法苑珠林》中的记相关载，详细阐述了弥勒推迟成佛的本愿和信仰的深远影响。而弥勒经典所构筑出的“譬若香山”的理想世界，出现了“一种七收”“树上生衣”等场景，无疑满足了当时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念佛往生作为实践弥勒信仰的简便方式，也深受基层百姓的喜爱。俗讲的出现进一步加速了弥勒信仰在社会中的普及，使晦涩难懂的经文容易被理解和接受。

值得注意的是，弥勒信仰主动回应了社会各阶层对生死问题的关注和期待，成为了其得以流行和传播的根本原因。这一信仰的盛行，不仅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生活，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四、安史之乱后弥勒信仰的持续

唐代是弥勒信仰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法苑珠林》中描绘了弥勒信仰自晋至唐发展的全过程：

自晋代之末，始传斯经。暨乎宋明肇兴兹会，起千尺之尊仪，摹万仞之道树。设供上林，鳞集大众。于是四部欣跃，虔诚弘化。每岁良辰，三会无缺。自齐代驭历，法缘增广。文宣德教，弥纶斯业。从此已来，大会罕集，行者希简。

这是弥勒信仰在中原地区流行传播的大致过程。张博士据此指出，弥勒信仰流传的背后与政治紧密相连。尤其在唐初，它不仅是统治者理论支持的重要来源，也迎来了自身的盛行时期。然而，随着“弥勒之乱”的频发，叛乱者借弥勒之名发动反叛，导致统治者对弥勒信仰产生了高度警惕，并最终严令禁止其用于作乱活动，这一转折标志着弥勒信仰开始走向衰落。

此外，弥勒信仰的传播过程中还遭遇了其他信仰的激烈竞争，尤其是弥陀信仰和观世音信仰的兴起。南北朝时期，弥陀信仰在中原地区逐渐壮大；而到了隋唐时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信仰更是得到了净土宗祖师的大力推崇，从而迅速成为民间佛教徒的主要崇拜对象，这无疑对弥勒信仰构成了巨大的挑战。

尽管如此，张博士认为弥勒信仰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与弥陀信仰并行不悖地传播着。从西域到河陇地区，乃至中原，弥勒信仰的遗迹和影响力依然可见。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弥勒信仰在敦煌、高昌及其周边地区并未因此消亡，反而展现出与中原地区快速衰落截然不同的生命力。这一现象充分证明了弥勒信仰在这些地区的深厚根基和顽强生命力。

讲座最后，张博士强调了弥勒信仰在传承与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弥勒信仰在传播过程中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形成了鲜明地域特色的信仰体系，不仅丰富了佛教文化的内涵，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展示大足北山第176窟出现的“弥勒下生经变”等珍贵实物资料，进一步说明了弥勒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域的持续影响。虽然弥勒信仰在中国经历了从初传到繁荣再到逐渐衰退的过程，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深远影响不容忽视。同时，他呼吁社会各界应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共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此次讲座，听众收获满满，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