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刘宝瑞是著名的单口相声大王。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曲艺前辈王决，解放后和刘宝瑞在一起工作了十七年，彼此可谓相当熟悉。刘宝瑞去世后，王决曾专门写文章纪念，讲了刘大师的艺术人生的点滴。
早在北京读书时，王决就利用课余时间经常去西单商场的“启明茶社”听相声大会，可以说是刘宝瑞的忠实听众。那个时候，刘宝瑞和常家弟兄、李宝琪等年轻演员济济一堂，轮换演出，整天座无虚席。当时的刘宝瑞，白皙的面孔、常穿件黑色长衫，显得文质彬彬的；王决说从外表看，刘先生身上很少江湖气息。
早年，刘先生的相声里有不少用尖锐的言词来抨击嘲讽旧军阀、旧官僚等大人物的段子，既使在旧势力的淫威下也是侃侃而谈、毫不畏惧。这方面他受到张寿臣先生的影响很大。
刘宝瑞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热河省，那时候张学良部下有个汤玉霖，绰号汤二虎，不战自退，当时老百姓谁不恨哪！我老师张寿臣很气愤在演出时就编了个小垫话（开场白），大意是：我们中国人教育孩子，跟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样。日本人这么教：“孩子，快长大吧！要想吃好的穿好的得到东三省去！”中国人这么教：“孩子，别哭，毛子（指外国侵略军）来啦！快跑！”要不，汤二虎为什么不战自退呢？
这个段子揭露的是不抵抗主义的奴性、本质来自蒋介石的教导，“包袱儿”抖起来挺响。
刘宝瑞最妙的一个讽刺段子的主角是军阀韩复榘。抗战前有一个时期，他在济南“光明茶社”演出，当时的省主席是韩复榘，针对这个直系军阀的骄横昏庸，刘宝瑞编了个段子、揭露“韩青天”的不学无术。这段相声中引用的素材如“各国的留学生都会说各国的英国话”、“行人一律靠左边走……那右边马路上不就没人了嘛？”等等，可谓笑料百出。
由于段子里的人物都有名有姓，所以后来就有人向其中的关键人物求证真伪，遭到当事人的断然否认。但由于这个段子实在有趣，该说的还是说、该听的还是听。
像这种有趣的段子，刘宝瑞还即兴创作了不少。一九四九年初他在南京演出，当时的南京即将解放，蒋介石召开国大代表会讨论迁都；各个代表提议迁都地址时都从私利出发，有的主张上海、有的主张重庆，面红耳赤、争执不休。
有一天刘宝瑞演出时，就即兴说了一段垫话：“报纸上正讨论迁都问题哪！这位说重庆，那位说上海，谁都找出不少理由来，要问到我，您猜我希望迁到哪儿呀？大地方——刘家庄。为什么？我家在那儿呀！……”
刘宝瑞在旧社会只身飘流，解放后才建立了家庭，因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讴歌新社会的新风貌。
他讲过这样一件事：过去北京电车上有些售票员服务态度不好，五八年下半年我下乡去了五十天，赶到回来后，头一次坐电车，看到售票员态度和蔼，照顾乘客周到，有的给乘客倒开水，谁都不好意思喝。使我深受感动，当天晚上在“吉祥戏院”演出就即兴编了这么一段：现在事情变的真快呀！如果你总在家坐着，什么也看不见，听不见，那就糟了。今天我又碰见一件事，把我逗乐啦。什么事呢？有个老大娘，领个小孩坐电车。售票员过来，让小孩看小人书，孩子刚要伸手去接，老大娘说：“俺不看”。售票员又让她喝水，她也不喝。售票员再三地让，老大娘急啦！“我没带零钱，要是有钱喝水，不就早让孩子看小人书啦！”
不过，尽管刘先生在艺术上毫不保守地积极参加新相声的创作，但他一直反对说教式的新相声。他认为，形象地阐明政治不等于艺术，表演艺术必须不断提高艺术性才能感染观众。
一九五七年初，他曾这样说：“从来相声是反映现实生活和整理传统段并重的。解放初一味偏重演唱那些配合政治运动的新段子。有些段子是粗制滥造平淡无奇的。整台晚会从头到尾、完全一个内容，宣传‘新婚姻法’时全唱婚姻法，这段上来引场诗是‘封建婚姻几千年’、那段上来是‘买卖婚姻几千秋’……您想想看，这怎么能吸引观众呢？”
为了更多地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新事，寻找创作新相声的素材，刘宝瑞曾先后去过江、浙、鲁、豫、内蒙等地的工矿农村。一九五九年夏天，他还去了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福建前线，他访问了侦察英雄纪瑞瑄，并及时创作、表演了歌颂英雄的单口相声《神兵天降》。
这是解放后第一篇军事题材的单口相声，为了体验生活、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持枪、卧倒、射击。他后来常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他第一次学瞄准时睁左眼、闭右眼闹了笑话。他特意编了句俏皮话“刘宝瑞端枪瞄准儿——眼神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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