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北伐战争时期，彭老总率部追击吴佩孚残部，进驻湖北当阳，晚上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
那一夜，彭老总与师秘书长段德昌秉烛夜谈，段德昌的一番话，让彭老总豁然开朗，从此开启了真正的革命事业。
这段往事，彭老总记忆犹新，曾在《自述》里这样写道——
当时，段德昌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回答：“关云长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为工具，没有意思。”
段德昌又说：“你要怎样才有意思？”我回道：“为工人农民服务有意思。”
段德昌若有所思，而后说道：“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我答道：“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该停留在二五减租上面。”
段德昌听完我的话后，随即说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就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
那一夜，彭老总无心入眠，苦思冥想了一整夜，随后的时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段德昌送给他的进步书籍和刊物，学习了马列主义之后，他豁然开朗，决定要加入共产党。而段德昌，就是彭老总的入党介绍人。
彭老总后来回忆说：“段德昌（对我）的思想帮助是很大的，他经常送我一些进步刊物，特别是《共产主义ABC》，对我的思想是起了促进作用的，我后来知道他是一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向他提出了入党要求，他允为介绍人。”
说起这位段德昌，也是一位少年奇才，生于1904年，比彭老总小6岁，却成为彭老总的革命引路人。
而且，段德昌早在17岁的时候，就被主席引为忘年交，对他非常欣赏，两人亦师亦友。
1921年，主席担任湖南省督学，到湖南南县的各个学校视察教育情况，17岁的段德昌就进入了他的视野。
在两人的交流中，段德昌思维敏捷，表达清晰，尤其是对时事的见解，远远超出了一个中学生的思维，让主席大为赞叹，顿觉相见恨晚。
当天晚上，主席特地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处，跟他畅谈了一晚上，鼓励他继续深造，为国效力。
后来，在主席的推荐下，段德昌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并参加了南昌起义，逐渐成长为红军的高级将领，担任红二军团第6军军长。
大家都知道主席总结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其实，段德昌也提出过一个类似的十六字方针，即“敌来我飞，敌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敌军来的时候，我们就得“飞”，“飞”到敌军的据点去打，迫使敌军回击，我们再“飞”回来，伏击、截击、消灭敌人。
段德昌的这套战术，当年在洪湖地区被广泛运用，把国军折腾得苦不堪言。后来，主席也对段德昌的这个战术予以充分的肯定，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战争坚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汉地带能够发动游击战争并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证据。”
但可惜的是，这样一位军事奇才，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枪毙，年仅29岁。
段德昌被害的消息传出后，主席、彭老总、贺老总都非常痛心，难过了很长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主席签发革命烈士证书，其中“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1955年授衔时，彭老总拿着授衔名单去找主席汇报，说起了段德昌，两人都相顾无言，黯然神伤。
上世纪90年代初，评出了我军36位军事家，包括十大元帅、十大大将，段德昌的名字也在其中。因此，如果段德昌没有英年早逝，以他的能力和资历，最低也是大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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