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惹祸端，1999年涞水县“5·21”报复杀人案侦破始末

1999年的夏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些，四五月份就燥热起来。

5月21日晚9点多钟，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计划生育局局长张桂禄的妻子还在路边的一个小店门口乘凉。眼见一辆黄色面包车停在自家住的那排平房前，隔着二三十米远，看得不大真切，也没在意。过了一会儿，“黄面”开走了。

她忽然听到女儿张莉莉的呼救声，赶回家一看，差点儿没晕过去。张莉莉和其弟张铁成均被捆绑，身有刀伤，血流不止，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电话线也被割断。

张妻赶紧出门到邻居家报警。

三分钟后，县公安局长谭书平、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王振宇率部赶至现场。两名受害人因匕首刺穿肺部，已出现血气胸，处于昏迷状态，生命垂危。

警方一面救人一面向张妻了解情况。张妻提供，作案车是黄色面包车，像是出租车，车牌开头几字似乎是“冀F”。局长当即下达堵截“黄面”的命令，同时向上级保定市公安局汇报案情，请求邻近各市县协助堵截。

随着电波的传递，从北京到石家庄间的各条公路都设置了路卡，警惕的目光在过往的车流中搜寻着“黄面”。然而，“黄面”仿佛土遁一般，直到天亮也没见其踪影。

从时间上掐算，“黄面”应该逃不出堵截的罗网。难道车轮子能比电波跑得快？或者是隐蔽在堵截区域内了？再不就是张妻看错了车的颜色？

其实，歹徒所乘的车子(特别是出租车)，可以是个变数。真实的情况是，这五名歹徒从北京到涞水一路上不断换车，作案后先逃到定兴换了出租车，到高碑店又换车，到一地换一车，每次换乘的车型、颜色又都不一样，到达北京就散伙。而且，“黄面”司机对租车人作案的事并不知情。当涞水警方上路堵截时，歹徒的车已开到定兴，而在邻近市县接到上级指令后，歹徒的乘车早已换掉。这也就难怪，那一夜的快速反应，虽然连堵带查，也只能无功而返了。

“5·21”案的受害人经连夜送北京大医院抢救，方才脱离生命危险。警方从他们那儿了解到当晚的发案情况。因母亲在外乘凉，自家的院门没关。正在屋里复习功课的张铁成听院里有人叫“张局长”，便出来看，见院里有四五个陌生人，刚要问话，面部立马挨了一拳，右胸和背部被连扎两刀，倒在地上。其姐见势不妙，跑到后院想喊，被歹徒抓住。

听口音，这几个歹徒有东北的，有南方的，其中有一涞水口音的人上前问她是张家的什么人，张莉莉说是亲戚，话音刚落，她的小腹和后背就挨了刀子，一时疼得她倒在了地上。那涞水人仍不放过，逼她说出家里钱放哪儿，还恶狠狠地说：“搞计划生育罚我们钱，我就拿他的！”随后，这帮歹徒闯进屋，把床单撕成布条，将姐弟二人捆绑住，在屋里匆忙翻了一通后逃离。

经张家人清点，歹徒抢走现金80元、汉显BP机一个、手表一块。可以断定，歹徒是奔着计生局局长张桂禄去的。偏巧，那天张桂禄陪上级领导下乡检查工作没回家，躲过了这一劫。

作案的目标性很强，加之又有本地人参与，极有可能是一起以报复为目的的入室伤害抢劫案。

那么，到底是谁跟张桂禄结下这么大的仇恨，下如此毒手？

侦查工作围绕着和张桂禄有矛盾的人迅速展开。包括生活上、工作上与他有过节儿的人，特别是因计划生育被罚过款的，都被列入了调查对象。其中，有个叫侯志江的疑点最大。

1999年4月，涞水县计生局按上级要求开展计划生育四项清理工作。检查中发现本县义安镇经联社副主任侯志江与县交通局职工李秀英再婚生育第三胎，却还一直领着独生子女费。交通局得知这一情况便先作出处理，对李秀英停薪停职，一周后又恢复其工作。侯志江认定这是计生局跟他过不去，那些日子见到熟人他就破口大骂计生局，扬言“这事很快就要有个了断，张桂禄有你好瞧的……”

他有个弟弟叫侯志林，长年混在北京西站，身边一帮小哥儿们都称他“侯子”，聚在一起以倒票粘毛碰磁为营生。

最可疑的是，在发案前一天凌晨4点有人看见侯志林坐一辆红色面包车出现在涞水。

从这些情况看，“5·21”案八九不离十是侯氏兄弟干的。

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搜集到证据，破案似乎指日可待。然而，经过侦查得到的却是另一种结果。

20多名侦查员上案连着苦干10天，包括侯氏兄弟在内的所有嫌疑人都被查否。

侯志江有邻居证实不具备作案时间。

侯志林去向不明，但让受害人辨认其户口底卡照片被否定。

“5·21”案强攻未果，局领导适时调整警力，把主要力量都投入到新发的案件上，只抽调出侦查经验丰富的许焕林、马术锋、李爱国三人组成专案组，继续侦破此案。清理一下“5·21”案的线索，尚未查实的就是那辆出现在现场的“黄面”，好歹还有个“冀F”。许焕林他们一商量定下了以车找人的路数。

可到保定市交管部门一查机动车底档，当时他们头都大了，符合条件的“黄面”足足有一万多辆！倘若字头有误，就要面对数万辆“黄面”！把这些车都排查一遍，真不知要干到啥年月去。但舍此又无别的路可走，那就硬着头皮查吧。

车子分别在保定市所属各县，三人分头工作。紧着忙活，两个多月才查了一百多辆车，工作没效率不说，他们只是觉着以车找人越找心越凉。那段时间正赶上全国公安机关开展网上追逃，他们刑警大队分了四个组，“5.21”案专案组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个组主要任务是追逃，许焕林三人听到别的组不断有捷报传来，而自己这摊儿却还了无头绪，心里真不是滋味。而且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即使是查到了那辆车，司机不承认，又没有凭据认定，从眼皮底下滑过去也未必能知道。

那天，马术锋道出了心中的忧虑：“老许，你说咱们这样慢腾腾地查下去，是不是有点儿犯傻？”

许焕林并不回答，若有所思地说：“我听说侯志江回单位后，到处跟人讲，‘公安局怀疑是我干的，可我没作案时间呀，我在家呆着呢！’哎，你们看他的行为算不算反常呐？”

“是不大对劲儿.....我看他是心虚。”一听这话李爱国顿时来了精神。

“一般来讲，这种表现符合作案后的心态，想通过广而告之消除别人的怀疑。”许焕林看着自己的两位搭档，缓缓地说道。

“对，结果是越抹越黑。”马术锋因为这新的破案思路而兴奋地搓着手。

三人很快达成共识：放弃查车，回过头来再对嫌疑人一个一个地过筛子。

查来查去，目标就集中在了侯氏兄弟身上：

1、侯志江家属因刚受过计划生育处罚，具备报复作案的动机；

2、案发前有人在涞水见过侯志林，他的出现很可能与“5·21”案有关；

3、作案人漏出的话表明对计划生育处罚的不满；侯志林长期在外混事，结交的人很多，找几个外地人做帮凶是很容易的事，可以满足案情条件；

4、作案人虽然动手杀人，但都只造成重伤，不大像流窜人员作案。

如果证实侯氏兄弟确与案件无关，那手头上就没有嫌疑人了，只能从流窜人员作案去考虑。但这样的话，案情中关于报复的言语就不好解释了。可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受害人从照片上否定了侯志林，莫非记忆上有误？显然，当务之急是要尽早对侯氏兄弟的嫌疑作出结论。

两位被扎致重伤的受害人已治愈出院，张铁成恢复得尚好，张莉莉的伤过于严重，造成五级伤残，很难完全恢复。许焕林等找到姐弟俩再次对侯志林的照片进行混杂辨认。

张莉莉盯着那张旧照片，隐隐感到有些熟悉：“看眼神有点儿像……但发型确实不是这样的……”

有戏！

许焕林问：“如果再见到那晚的凶手，你还能认出来吗？”

“能！他扎我刀子，叫我交钱，那模样我是不会轻易忘掉的！”张莉莉肯定地说。

原来以为受害人在当时惊恐的状态下，记忆会出现偏差，现在看来问题可能出在照片上。这张从户口底卡上取下的照片是好几年以前的，如果说侯志林现在的相貌已有了变化，特别是发型有了改变，这也是完全可能的。

专案组带着受害人到北京西站硬蹲了三天，希望能从票贩子中认出那个“侯子”，但无结果。找不到他本人，就只有再从照片上想办法了。他们又到侯志林户口所在派出所，看能不能弄到侯志林的近照。

也是巧了，所长听完情况便说：“侯志林的照片有啊，办身份证刚收上来的。”

许焕林等拿到照片如获至宝，两下一比对，全明白了，一个长发，一个短发，若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仔细瞧，尚可辨认出是一个人，但是单看那张旧照片，加上受害人对侯志林是短时间印象，还真不好确认。

随后，许焕林等安排张莉莉进行了第三次辨认。她从十多张小青年的照片中很容易就认出了侯志林：“那涞水口音的人就是他。”

确定了目标，这下可以大胆动手了。

侯志林是在京南的一所驾校里被抓的。当时，他正一门心思地学习驾车技术，对涞水警察的到来完全猝不及防。

当然，专案组为找到他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到北京、天津、四川、山东等地侯志林可能落脚的地方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在北京西站公安段的协助下找到他的。

接着，从他的临时住处搜出一把锋利的蒙古刀，拆开刀鞘，发现内有微量血迹。经法医鉴定，与受害人张莉莉的血型一致。

在证据面前，侯志林最终被迫交代了与其兄侯志江密谋报复伤害计划生育干部的犯罪事实。

根据他的交代，几名涉案人员先后落网。那个被抢去卖掉的BP机也被警方提取到，买主还没改频，仍是机主张莉莉的呼号。

在此案中，除侯志林作为主犯被判处死刑外，侯志江因与其弟密谋伤害计划生育干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他几名同案犯以抢劫罪被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